国家风险对我国OFDI的影响——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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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5255 论文编号:sb2021041022361435132 日期:2021-04-22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认为这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投资企业的性质紧密相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旨在帮助与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承担着援助他国的重要责任,尤其是在帮助沿线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方面。国有企业相比于普通民营企业更有实力能承担投资风险。其次,经济金融风险对我国 OFDI 有显著的负影响。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
自 2003 年“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积极响应,加快了对外走出去步伐。2013 年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国际社会给予该战略高度关注,尤其是沿线国家,与我国在投资和贸易往来中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深度不断加强,相应地,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也使我国企业投资便利化程度逐渐提高,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目前,我国已与 50 多个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促进双向投资升级。截至 2018 年底,在我国境内的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3 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了 1 万家,涉及国民经济 18 个行业大类。2018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流量上看达到了 178.9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2.5%。2018 年末,投资存量已达 1727.7 亿美元,占中国总投资存量的8.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潜力巨大,以泰中罗勇工业区为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创新,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成果的重要体现。可见,随着倡议的不断落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逐渐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既能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又可以改善国内产能过剩的现状,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然而,在我国 OFDI 的规模和速度得到很大提升的同时,我国企业也正在面临着较大的投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国内政局稳定性较差,其次,国际经济金融波动、大国博弈等因素现在也已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基于以上原因,准确、合理评估沿线经济体存在的风险,优化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有利于我国企业识别和防范风险,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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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将使用定性、定量以及对比分析方法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给我国 OFDI 带来的影响。首先定性分析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的现状特点,包括投资概况、国别特点、行业进入等;然后对面临的风险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包括政治、经济金融和其他风险,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举例。其次进行国家风险对我国 OFDI 的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引用了 Maliar & SeigueiMaliar(2008)所采用的两国博弈动态模型,研究政治风险影响投资的具体方式和机理,此外还详细解释了经济金融风险、可能的其他风险对我国 OFDI 的影响机制。本文旨在构建更加全面综合的国家风险指标,因此拟利用统计学上的因子分析法来对现有指标进行筛选重构,最终构建了各国政治风险指标(political riskinsex, PRI)和经济金融风险指标(economic and financial risk index, EFRI),借此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风险。而后通过我国 OFDI 数据与构建的风险指标体系,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风险对我国 OFDI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按照自然资源丰裕度和国家收入水平分别将样本国家分组进行回归,考察两组不同样本国家风险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别。最后,在上述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最终研究结论并且分别从国家和企业角度提出三点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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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家风险的内涵
最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银行跨境业务的兴起掀起了学术界对国家风险研究的浪潮。最早的国家风险是指当一国金融机构或政府向他国企业或政府放贷时出现的海外贷款风险,这也是国家风险一词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此后学术界和企业界争先恐后地开始进行深入研究。
起初西方学者将政治风险等同于国家风险进行研究。Usher(1965)认为新兴国家的政治风险是由其独立运动时期国有化浪潮及不稳定政治因素所引起的。Nagy(1979)提出“国家风险是企业进行跨国贷款时面临损失的风险可能,由国家宏观层面发生的事情引起,包括国家政策变化与政治经济形式等因素,而并非由投资企业本身引起。”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方大批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国家风险,认为国家风险还应包括经济、人文、法律等多种因素,国家风险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Lehrbass(1999)认为一国的主权信任风险由其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产生,需要引起投资国重视。Meldrum(2000)试图寻找政治、经济、主权、汇兑、地域以及转移风险六项指标之间的关联,并分析这些指标预测制造业投资回报的能力。他首次将宏观经济因素考虑进国家风险的研究范畴。Hammer(2011)认为国家风险有两方面内涵:一个是单纯从经济金融角度定义,另一方面是将经济与政治综合来定义。他重新建立了一个与标准普尔(S&P)提供的国家风险评级非常接近的模型,既包括经济变量还包括政治变量(特别是“政治稳定”变量)。
此外,许多国际组织均对国家风险做出过不同定义。巴塞尔委员会对国家风险作出的定义如下:由国家层面特定事件的发生致使东道国违约,进一步导致投资企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瑞士银行家协会认为国家风险由转移风险及“其他国家风险”构成,这里转移风险是指资本和货币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受限的可能性,而“其他国家风险”则是指经济政治等因素变化导致的市场流动性风险。OECD 国家提出国家风险包含五个要素:东道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发出的停止付款命令、政治军事事件导致贷款被延迟或制止转移、法律导致不能自由兑换国际通用货币或兑换后不足额、不可抗力(战争、自然灾害等)以及东道国政府采取的任何阻碍措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其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对世界各国进行评级,将国家风险定义为“经济活动中面临的收到特定国家层面事件影响从而导致债务人不能或不愿履约,从而给债权人造成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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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家风险的评估
张金杰(2008)对国家风险的定义和评估方法给予了介绍,评估方法包括国家风险指南评估系统(ICRG)以及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的国家风险评级。陈松、刘海云(2012)利用全球治理指数,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 OFDI 倾向于流向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刘亦乐、刘双芹(2015)利用 ICRG 政治风险指标中的 12 个二级指标,从政治风险角度解释了我国企业对亚洲国家 OFDI 的区位选择行为。王红等(2017)选取了 ICRG中的 5 个指标使用混合 logit 模型来研究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研究学者最常使用的风险评估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国家风险指南(ICRG)、经由世界银行官方统计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GI)、《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EF)、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等。
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评估方法由美国国际报告集团于 1980 年创立。它将国家风险分为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三种,并且分别赋予 25%,25%,50%的权重。这三种一级指标又由 22 个二级指标构成,如下表 2-1 所示。国家风险指南一并给出了综合风险的计算方法,国家综合风险得分范围为 0-100 分,愈高的得分对应着愈小的国家风险。根据综合得分,各国风险被依次分为极高、高、适中、低和极低五种等级。
表 2-1 ICRG 国家风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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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概况与风险 ........13
第一节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概况...........................13
第二节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面临的风险现状分析 ............................19
第三节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问题案例............................24
第四章 国家风险影响 OFDI 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26
第一节 国家风险影响 OFDI 的理论基础...........................26
第二节 国家风险影响 OFDI 的作用机制.................................28
第三节 其他风险影响 OFDI 的作用机制............................34
第五章 国家风险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分析 ................36
第一节 国家风险评估指标构建.............................36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相关检验...............................42
第三节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45

第五章 国家风险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国家风险评估指标构建
本节内容主要是对现有的主流的国家风险评价指标进行筛选,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原始分项子指标进行简化降维,得到更全面更客观的指标来充分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家风险。因此,本节首先说明分项指标的筛选与来源,然后介绍变量合成方法——因子分析法。
一、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国家风险指标体系作为本文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政治和经济金融两个部分。其他风险因素将作为控制变量放入下一节中进行阐释。
首先,为构建全新的政治风险衡量指标,同时为尽量避免二级指标中的定义交叉重复,在此对二级指标定义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最终指标的选取与来源如表5-1 所示。除第二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指标外,还增加了 iJET Country Security RiskRatings(IJT)的地缘政治指标和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ress Freedom Index(RSF) 的 新 闻 媒 体 自 由 指 标 , 数 据 均 来 源 于 世 界 治 理 指 标 网 站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home。政府征用违约和政治暴力风险构成了本文政治指标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征用违约风险囊括了 7 个二级指标:投资风险、产权保障、法治程度、腐败程度、政治全球化、政策透明度以及投资者保护;政治暴力风险包括 4 个二级指标:地缘政治、新闻媒体自由、行政机构质量、政治信任度。值得注意的是,除新闻媒体自由指标是逆向指标外(即评分越高,东道国新闻媒体越不自由,代表的国家风险越高),其余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即评分越高,表明国家风险越小。因此,在这里将新闻媒体自由指标作如下处理:新评分=100-原评分,以保证与其他指标的方向一致。
表 5-1 政治风险指标的构建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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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国家风险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对我国 OFDI 的影响。通过本文的理论机制推导、定性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正处于平稳的上升趋势。虽然 2018 年我国投资流量规模较上年有所下降,但结构和质量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吸收我国 OFDI 的差距较大,由于空间地理位置、制度文化差距的限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距离较近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而对于距离较远、文化差异较大的别国,投资空间还很大。得益于沿线国家的丰裕资源,能源产业是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的重点产业,其次是金属和交通运输业。从投资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在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根据理论机制推导与实证检验结果,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政治风险偏好特点,这与主流的风险规避思想相悖。本文认为这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投资企业的性质紧密相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旨在帮助与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承担着援助他国的重要责任,尤其是在帮助沿线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方面。国有企业相比于普通民营企业更有实力能承担投资风险。其次,经济金融风险对我国 OFDI 有显著的负影响。在对不同资源水平国家的分样本对比分析中,我国对资源丰裕国家的 OFDI存在“资源寻求”特点,而我国对资源非丰裕国家的 OFDI 属“市场寻求”投资。政治风险在资源丰裕国中对我国 OFDI 的弹性更小。而对资源非丰裕国而言,其市场规模对我国投资的吸引力更大,我国企业对其投资更多的是出于对其市场的追求。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分样本对比分析中,人力资源水平呈现出差异较大的影响,是由高收入国家高人力成本的抑制作用所导致。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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