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官员交流对区域FDI流入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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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2055 论文编号:sb2021042410212235276 日期:2021-05-07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 2 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合理安排在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方任职官员到相对落后的地方进行交流,或者鼓励在相对落后地方任职的官员多向在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方任职的官员学习先进的治理经验和管理方法;二是避免地方官员的频繁调动,地方官员每发生一次更替,都会带来政策的不稳定性,只有合理控制官员的一更替频率,官员才能思考的更长远,才能更好的推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地区 FDI 规模不断增加。

1、引言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联系方面也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选择,而 FDI 具有集资金、技术、营销、管理于一体的特点,是各国增加资本积累和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扩大 FDI 规模成为各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必要途径。我国也在不断深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大力吸引外商来华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FDI 规模在总体上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十几年来都是利用外资总量最大和吸引 FDI 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 2011 年起,不仅连续四次破 1000 亿美元,并在 2014 年,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 FDI 流入国,在 2018 年,我国 FDI 规模再一次刷新历史记录,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 1350 亿美元,是世界上 FDI 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FDI 不仅可以给经济发展带来足够的资金,还可以把丰富的劳动力和充足的资本要素联系起来,扩大我国就业市场。此外,FDI 具有很多溢出效应,其可以为我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丰富成熟的管理经验等。因此,FDI 成为我国调整地区间产业结构和加快市场化进程的推动力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 FDI 的影响因素,大部分文献都看重经济因素对其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等,但对于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官员的作用却忽略了。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地方官员掌握着一些最重要的资源,如行政审批、土地征用、贷款担保,各种政策优惠等(张尔升等,2012),这些重要的资源对促进 FDI 流入,提升区域经济开放程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在现有的行政体系安排下,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对发展辖区经济具有很大的积极性。“中国经济以奇迹般速度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兴趣和热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不多见的”(黄顺武等,2017)。因此,现有的行政体系使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促进任职地经济发展,且赋予其较大的政策法规的裁量权,因此官员的行为偏好对区域 FDI 流入具有较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官员的来源地背景不同,代表着官员的个人工作经历和所获得的经验上存在差异,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级市和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低的地级市的官员其在来源地的任职经验会大不相同,这必定会影响到在当前任期的工作,但其影响程度如何,有必要进行定量识别,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因此利用我国官员交流样本,科学地评价地方政府官员来源地不同对调入区 FDI 流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我国扩大开放型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意义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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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一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不同来源地的地方政府官员交流对区域 FDI 流入的影响。以官员来源地为切入点,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的官员其在来源地的任职经验会大不相同,这必定会影响其行为偏好,影响到当期任期的工作,如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方官员会积累到在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级市的任职经验(徐现祥等,2007),本文围绕定量识别官员交流影响展开,重点研究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官员交流与区域FDI 流入的关系,但要想直接定量识别出该类官员的净交流效应,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该类官员的交流影响常常混合在辖区固定效应中,如果两者完全共线,就不容易识别出官员的交流影响,因此考察官员交流效应具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个自然观测平台,即我国的官员交流可以看做是一个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Deferencein Deference estimator)考察同一地级市不同官员(市长和市委书记)任职交流的面板数据,就可以从地级市个体固定效应中把该类官员的交流影响识别出来。为此,本文收集整理了 2005 - 2016 年间全国 261 个地级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交流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识别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市长和市委书记交流对其管辖区域 FDI 流入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一定的补充。
首先,本文对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的官员交流对区域 FDI 流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识别该类官员交流效应的模型进行介绍说明,接着进行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最后给出相应的结论。本文具体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以及此研究主题的研究意义,然后介绍了本文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的地方。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 FDI 流入的影响因素和政府官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描述,并在梳理归纳的基础上,对涉及的文献给出简要评述。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假说构建。介绍新上任的官员的禀赋效应、官员交流效应机制分析以及官员交流的动态效应,并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假设。
第四章为实证模型和数据选择。阐述了为什么选择该实证方法和实证模型是如何构建的,在此基础上,简要说明了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样本地级市面板数据来源和处理,并对其进行了统计性描述。
第五章为具体的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先说明了相关实证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完成对假设的验证,然后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最后利用合成控制法对结果进行再次检验。
第六章为结论和启示。总结和归纳文章的研究主题,研究过程、实证结论,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据此给出两个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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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 经济发展中政府官员的作用研究
探索地区经济发展中官员在其中的作用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考察地方官员积极发展辖区经济的动机;二是考察官员禀赋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小。
对于第一种,学者认为财政和政治激励是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关于财政激励,Weingast(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发现我国以“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相结合的“特色联邦主义”能使地方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去发展地方经济,Jin et al(2005)研究得出财政分权可以给地方官员发展区域经济提供适合的激励,但是Young(2000)、沈立人等(1990)研究发现这种制度安排会产生市场分割等不利结果。关于政治激励,周黎安(2004)将之称为晋升锦标赛,徐现祥(2007)则将之称为经济增长市场论。至我国将官员考核标准改为以经济绩效来衡量官员表现后,地方政府官员要想得到晋升等收益,必须要努力提升辖区经济增长,以达到中央的绩效考核标准。周黎安(2007)研究了我国政府官员政治锦标赛的形式和其产生的影响;王世磊等(2008)研究了在经济发展中我国地方和中央之间存在的激励机制,和这种机制是如何促使地方改善基础物质设施的。另外,也有文献从国外进行诸多研究,比如,90 年代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由于政治治理的不同而产生了三个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徐现祥等,2008)。当然,这两种解释是互相补充的,财政分权与我国特色的官员治理结合可以更好的解释政府官员的作为和其经济绩效(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Zhurav skaya,2000)。对于第二类,张军等(2007)研究发现省级一把手官员交流和任职长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张平等(2012)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中央官员的任职经历和自身籍贯来源这两个特征在其中的作用,发现中央官员通过加大投资率来提升自己籍贯地的经济发展。与这个研究类似,Cohen et al(2011)考察了美国国会主席对“籍贯”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其能促进“籍贯”地的经济发展,途径是加大政府支出。此外,宋凌云和王贤林(2013)考察了省级官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其对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官员任职时间的边长,这个正向促进作用逐渐消失。同样的,杨海生和陈少凌等(2014)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频繁更替会导致政策不连续,进而导致阻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刘胜等(2016)也发现官员的频繁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稳定性阻碍了辖区服务业发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对辖区创业精神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贺小刚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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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DI 的影响因素研究
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地方政府官员交流对区域 FDI 流入的影响,故需要探讨 FDI的影响因素。多年来,学术界持续不断研究影响一国 FDI 流入的因素。大部分文献都看重经济因素对其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都是影响东道国FDI 规模的关键影响因素(Love & Lage-Hidalgo,2000;刘洪铎等,2016),例如,Donaldson(2010)研究发现一个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市场规模和潜能,其带来的溢出效应可以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张小华(2013)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地区开放度是影响广东省吸引外资流入的关键因素。随着 North(1990)关于制度研究开始逐渐扩大影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制度因素包括一国的政治法规、政体稳定、官员腐败等,显然这些制度因素对 FDI 具有很大的影响。当一国具有完善的政治制度时,该国就能吸引角度的外商直接投资(Doytch,2012)。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更容易吸引 FDI 流入(Doytch&Eren,2012)。就现实而言,政府是一个地区市场的监管人,因此政府的监管行为能对外资流入产生一定的影响(Mudambi,2013),茹玉骢等(2010)研究发现如果某地具有良好的契约一实施效率就会吸引更多的 FDI。郑磊(2017)考察了官员腐败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官员的腐败程度与 FDI 规模呈反向关系,这一结果与 Mauro 的研究结果相同,即官员腐败降低一国的外商投资规模。张菲(2012)研究发现非洲国家的外商投资规模主要是受到法律法规多样化、政治稳定性、政策实施成功率等因素影响。李佳佳(2012)认为 GDP、聚集效应、土地价格、货运量是影响一个地区 FDI 流入的重要因素。
图 3-1:官员交流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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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官员交流对 FDI 流入影响的理论分析...........................10
3.1 新上任官员的禀赋效应................................10
3.2 官员交流影响 FDI 流入的机制分析...................................11
3.3 官员交流影响 FDI 流入的动态效应分析...........................13
4、官员交流对 FDI 流入影响的模型与数据.................................15
4.1 官员交流影响 FDI 流入的模型选择与构建................................15
4.2 官员交流影响 FDI 流入的数据来源.............................22
4.3 官员交流影响 FDI 流入的样本与变量选择 .........................23
5、官员交流对 FDI 流入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30
5.1 新上任官员的禀赋效应实证检验................................30
5.2 官员交流影响 FDI 流入的中介效应分析........................36
5.3 官员交流影响 FDI 流入的动态效应分析..........................38

5、官员交流对 FDI 流入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1 新上任官员的禀赋效应实证检验
5.1.1 官员交流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假设 1 论证的是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官员交流对区域 FDI 流入具有正向效应,基于此,利用式(8)(9)进行假设 1 的验证。表 5-1 为基本回归结果。本文先使利用 Hausman 检验来判断文中实证模型适合的类型,检验结果展示 P = 0.000,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是适合本文的实证模型。
在表 5-1 中,模型 1 为基本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没有考虑模型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模型 2 和模型 3 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 DID 模型,DID 模型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由表 5-1 可知,3 个模型解释变量交互项(du * dt)的影响系数β1均显著为正,不放控制变量时,DID 模型中交互项系数β1= 0.102,在 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与控制组相比,该类官员交流对其管辖地区吸引 FDI 流入显著的提高 0.102 个百分点,加入控制变量时,β1= 0.104,与固定效应模型和未加入控制变量的 DID 模型相比,系数大小有所增加,在 5%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变量方面,变量基础设施水平不显著,其系数为负,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基础设施是我国官员非常青睐的提高政绩的一种方式,所以在任期普遍较短,更替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官员基本上都会选择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来积累自己的晋升资本,这就导致了我国很多地区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题,再加上这些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各地基础设施衔接性较差,这些现象可能导致基础设施阻碍了辖区 FDI 流入(刘勇,2010)。
综上,表 5-1 中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假设 1 成立,即在 2005—2016 年间,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官员交流能显著地提高了调入区的 FDI 流入。
表 5-1:2005—2016 年间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官员交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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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力度发展开放型经济,特别是充分利用 WTO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就 FDI 而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二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而在我国现有的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安排下,地方官员有能力有意愿大力发展经济。FDI 具有财富创造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特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不仅可操作性强,而且也容易突显政绩,受到官员的广泛青睐。
本文从地方官员的来源角度讨论了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交流对区域 FDI 流入的影响。首先回顾了我国政府官员和 FDI 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人事制度和财政体制安排,使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去促进辖区 FDI 流入规模。接着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官员交流对辖区 FDI 流入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了 5 个理论假设。随后,利用 2005 - 2016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具有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这一特征的官员交流对区域 FDI 流入的影响,实证发现:根据双重差分模型和合成控制法实证结果分析可知,官员的来源地背景显著影响辖区 FDI 规模。具体而言,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官员交流会促进区域 FDI 流入,即该类官员交流效应为正,且相较于不区分来源地背景的官员交流,具有来源地经济开放程度更高这一特征的官员交流对区域 FDI 流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对比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低的官员交流效应,其对区域 FDI 流入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当官员在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地级市任职中积累了丰富工作经历和治理经验,到新任职地任职时,为辖区带来先进的“血液”和资源,官员在工作中以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推动经济发展,效率更高,避免了不必要的政策实验。此外,我们发现当来源地与调入地经济开放程度差异越大,该类官员交流效应对区域 FDI 流入的促进作用越明显,除了上述的原因加剧外,来源地与调入地的经济差距大使得官员只要稍微努力就可以推动调入地的 FDI 流入增加。同时,通过中介效应发现,在任期内具体工作中,该类官员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这一途径来提升辖区 FDI 规模。另外,当我们从时间视角考察该类官员交流效应时,发现来源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官员交流效应对管辖地区的 FDI流入影响呈倒“U”型关系。原因为,官员会了解到相同岗位上其他官员的任期,根据平均任期来推断出我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平均的任期为 4-5 年,进而计划出最佳的任期努力方案。在第一年,官员开始逐步加码政绩,但由于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加上政策的滞后效应到导致对辖区 FDI 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到第四、五年,官员投入达到最大,显著高于其他年份,辖区 FDI 规模也达到最大值;此后,随着任期临近结束,官员积极发展辖区经济的热情消退,更趋向于选择“宁静的生活”,维持辖区 FDI 处于相对高位的是具有滞后性的相关政策效应,到第七年该类官员交流效应基本消失。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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