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能否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PSM-DID实证检验与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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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44252 论文编号:sb2021060714405235953 日期:2021-06-30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基于 PSM-DID 的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能够显著提升 GVC 地位的结论,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同时滞后模型显示政策效应存在时滞性。进一步地,通过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对“一带一路”效应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发现政策效应在时间、区域和经济发展三个层面存在异质性。其中,(1)时间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对 GVC 地位的影响效果因实施时间长短而产生差异,倡议实施短期内的效应不增反退,而长期实施的效果则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一带一路”能够显著促进西部地区 GVC 地位的提升,却对东部地区的 GVC 地位具有阻碍作用。(3)经济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了经济发展弱省的 GVC 地位,而对于经济发展强省的 GVC 地位不升反降。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规则正在形成,然而全球经济变化错综复杂、发展分化问题加剧,各国依然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发展难题。尤其是随着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体系的形成和产品内分工的不断细化,区域间合作的潜力逐渐被发掘,世界经济也面临着转型的现实问题。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但西方国家凭借其高端的价值链优势,紧紧把握着国际话语权,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对外,长期以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使我国深深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对内,国内改革步入深水期,不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经济改革,都处于一个矛盾重叠、问题突出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传统产业的长期发展和积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体现在传统产业发展迅速带来传统产能过剩、商品过剩和外汇资产过剩等问题,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引发医疗、环保、养老、教育等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如此一来,低端产品供给过剩和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并存的矛盾是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最突出的表现。因此,积极寻求过剩产能的输出对象和途径,做出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价值链升级,是当前我国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必然选择。
面对如此巨大的内外双重压力,为了能够尽快跟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深度整合,以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奋斗目标的“一带一路”应运而生。“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时提出的。这一倡议是我国最高决策层根据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主动应对国际新形势而做出的“顶层设计”,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客观要求,对我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 2013 年“一带一路”的提出至 2019 年 7月底,我国已累计同 136 个国家、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95 份政府间合作协议,合作国家从亚欧拓展到拉美、西欧、非洲和南太等更广阔的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基于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层次地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生活与和平世界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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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一、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以“一带一路”和 GVC 地位为研究视角的背景,主要包括国际发展形势和国内发展需求,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表明理论界与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与 GVC 地位的重视与支持。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可能存在的创新点进行阐释,最后指出本文目前存在的无法解决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首先给出本文所涉及的“一带一路”的概念、涵盖内容以及相关文献的梳理,其次提出 GVC 地位的概念以及有关 GVC地位测算的文献综述,最后重点梳理“一带一路”对 GVC 地位的影响研究并进行总结述评。
第三章,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首先阐释贸易自由化、投资规模扩张和基础设施联通提高 GVC 地位的原理,然后归纳“一带一路”提高 GVC 地位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样本概况与 GVC 地位的测算分析。首先从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三方面对研究样本的发展现状进行概括和比较,然后对样本个体的 GVC 地位进行测算,包括测算方法(即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介绍和测算结果的分析。
第五章,“一带一路”影响 GVC 地位的实证检验。首先是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样本匹配和指标、数据、描述性统计,其次是识别策略和模型构建,主要介绍双重差分模型及具体方程的设定,然后是“一带一路”影响 GVC 地位的回归结果与分析,并采用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对“一带一路”效应的异质性进行进一步分析,分别从时间、区域和经济发展维度进行检验。
第六章,“一带一路”提高 GVC 地位的机制检验。在第五章实证检验得到“一带一路”能够显著提高 GVC 地位的基础上,本章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在此沿用第三章作用机制分析中提出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规模扩张和基础设施联通等三个中介机制。
第七章,主要结论与路径建议。根据第五章实证检验的结果和第六章作用机制的检验分析,归纳总结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然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一带一路”提升 GVC 地位的路径建议,为我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 GVC地位的攀升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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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一带一路”相关研究
一、“一带一路”概念与内容
(一)概念提出
1877 年,李希霍芬 ( F.von Richthofen,1877)率先定义了“丝绸之路”,特指古代中国与中亚往来的陆上交通路线,后来泛指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是一座架构在中西方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上的桥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新形势的出现,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涵义,后来便有了“一带一路”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倡议。“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中央政府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主动应对国际新形势做出的“顶层设计”,是一个倡议和发展理念。
(二)内容涵盖
对内,“一带一路”起源于我国西部地区,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的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内蒙古等西北 6 省,西藏、云南和广西等西南 3 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 3 省以及内陆直辖市重庆市以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的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和海南 5 个省市,共 18 个省市。中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牵动者,注定担负着引领中国走出去的大任,中国国土三分之二面积地域的振兴也将从此起程。
对外,“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东南亚和东北亚后一并通向欧洲,整合为亚欧大陆经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通过海上通道联通亚欧非三个大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海陆闭环。
“五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一带一路”秉承着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将稳定我国经济增长、创新国际区域合作、实现全球化再平衡作为伟大使命,以期为加快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图 4.2 分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况(单位:万美元)
图 4.2 分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况(单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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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关研究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概念
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的 GVC 地位就是其所处 GVC 环节的位置,参与 GVC环节的附加值越高,则 GVC 地位越高;反之则越低。GVC 所处环节不同,其附加值或价值增值也不同,通常认为中游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较低,而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服务等战略性环节的附加值较高。向价值链条中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跃升,从而获取更强竞争力和更高利润的过程,就是 GVC地位提升的过程。
GVC 是从价值链、价值增加链和全球商品链的概念引申而来的,此处所采用的 GVC 概念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于 2002 年给出的定义,即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研究
第一类是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运用投入产出技术进行核算的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TiVA)以及含义相近的贸易增加值(Value Added inTrade,VAiT)(马涛、刘仕国,2013)。增加值贸易关注的视角是增加值消费,指一国或地区的最终消费中由他国或地区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加值;而贸易增加值以增加值产生的方式和地点为视角,指的是一国或地区的进口贸易价值总量中由他国创造的增加值(Stehrer,2012;王直、魏尚进和祝坤福,2015)。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间品可能会被反复投入生产再出口,贸易增加值在总进出口过程中存在着重复计算的问题。相比之下,增加值贸易核算只关注最终消费品,不会重复计算,更能体现真实的价值创造,因此应用也更加广泛(潘文卿、王丰国和李根强,2015)。尤其是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为分解各个国家或地区对最终消费品所含增加值的贡献提供了有效工具(陈文府,2015;程大中,2015)。但这一方法主要着重于对国家或行业层面的增加值核算,比如,张定胜、刘洪愧和杨志远(2015)用世界投入产出库的数据对中间产品进出口和分行业的出口増加值进行核算,得出了我国 GVC 地位不断提升的结论,特别地,知识密集型行业的 GVC 地位得到了有效改善。此外,Koopman et al.(2012)、Upward et al.(2013)、 张杰等(2013)等基于此方法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增加值进行核算,得出了加工贸易创造价值的能力远低于一般贸易的能力。而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主要承接国外中间品和原材料的重组、加工,常常处于低附加值和少利润的价值链生产环节,因此长期居于 GVC 地位的低端困境(黄先海、诸竹君和宋学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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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带一路”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制分析...................... 16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 16
一、成本节约效应................................ 16
二、市场扩张效应............................... 17
第四章 样本概况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 30
第一节 样本概况..................................... 30
一、贸易自由化发展概况................................ 30
二、投资规模发展概况.......................... 31
第五章 “一带一路”影响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分析...................... 39
第一节 研究样本与数据说明........................ 39
一、指标选取.................................. 39
二、倾向得分匹配........................... 40

第六章 “一带一路”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制检验

第一节 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一、指标选取
本章模型所需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依然遵循第五章基准回归模型的指标设定,即 GVC 地位(GVCPOS)、“一带一路”政策虚拟变量(B&R)和教育水平(Edu)、创新活动(Tech)、产业结构(Indus)等。在此重点介绍中介变量指标的选取,在第三章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初步选定从贸易自由化、投资规模扩张和基础设施联通三个角度出发考察“一带一路”影响 GVC 地位的中介机制,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贸易自由化(Trad)。从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贸易自由化能够带来成本节约效应、市场扩张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升级效应,从而作用于工艺、产品、功能和价值链条,实现 GVC 地位的攀升。在此,我们借鉴李平、姜丽(2017 等人的做法,采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指标。贸易依存度由每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该省市 GDP 的比重(%)得到,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曾鹏、李洪涛,2020)。
投资规模扩张(FDI)。“一带一路”能够推动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张,从而发挥 IFDI 的资源转移效应、人力资本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垂直关联效应,提升 GVC 地位,而 OFDI 通过上游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游的降低成本效应和下游的营销售后效应也能够实现 GVC 地位的攀升。基于省市层面,我们借鉴孙吉乐(2017)等人的做法,选取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投资总和占 GDP 比重(%)衡量投资规模(FDI)。
表 6.1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表 6.1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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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路径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分析了“一带一路”对 GVC 地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了“一带一路”能够显著促进 GVC 地位的提升的基本假设,并给出了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即“一带一路”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规模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GVC 地位。基于理论假设的提出,本文采用多种实证策略进行回归检验,最终得到以下结论。
一、关于政策效应及其异质性检验
基于 PSM-DID 的回归结果显示,“一带一路”能够显著提升 GVC 地位的结论,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同时滞后模型显示政策效应存在时滞性。进一步地,通过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对“一带一路”效应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发现政策效应在时间、区域和经济发展三个层面存在异质性。其中,(1)时间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对 GVC 地位的影响效果因实施时间长短而产生差异,倡议实施短期内的效应不增反退,而长期实施的效果则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一带一路”能够显著促进西部地区 GVC 地位的提升,却对东部地区的 GVC 地位具有阻碍作用。(3)经济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了经济发展弱省的 GVC 地位,而对于经济发展强省的 GVC 地位不升反降。
二、关于作用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一带一路”提高 GVC 地位的作用机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发现,(1)以贸易依存度表征的以自由贸易化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肯定了贸易自由化机制的存在,即“一带一路”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提高了 GVC地位。(2)以 FDI 占 GDP 比重衡量的投资发展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肯定了投资规模扩张机制的存在,即“一带一路”通过推进投资规模扩张机制提高了 GVC地位。(3)以单位建设用地面积铁路营运里程数度量的基础设施联通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肯定了基础设施联通机制的存在,即“一带一路”通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 GVC 地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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