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双边会晤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制成品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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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28566 论文编号:sb2021062215480636118 日期:2021-07-21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成品贸易进行样本分类,检验了双边领导人会晤对基于资源的制成品、低级技术制成品、中级技术制成品及高级技术制成品贸易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双边领导人会晤对低级技术制成品进出口情况的促进作用均最大,对基于资源的制成品贸易往来的推进程度大于对中级技术制成品贸易的影响,而高级技术制成品出口受到的正向影响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高级技术制成品的贸易受国家自身科技水平以及其他潜在因素影响更大,政治外交的影响有一定局限性;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全球化趋势加深的大背景下所提出的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即使世界经济局势不断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丛生,我国不为反全球化浪潮波动的形势所影响,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积极程度丝毫不减,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而持续努力。
根据2018年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数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总额在2017年超过14403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3.4%,高于中国同期7.5%的整体增长率,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其中出口额为7742.6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8.5%,占中国出口额的34.1%;进口额为6660.5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9.8%,占中国进口额的39.0%。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中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很多国家的关注与赞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往来贸易的发展还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也会不断提升。良好和稳定的政治关系将通过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减少贸易中断的风险(Marrewijk和Bergeijk,1993)。简而言之,经济外交是利用国际政治工具(外交)来实现经济目标,大使馆和领事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等海外使团的公职人员通过提供有关贸易机会的信息和建议,以及组织和帮助接待来自本国的贸易使团参与促进国际贸易。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贸易十分重要,贸易伙伴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达赖喇嘛间的会晤将引起与中国间贸易的系统性削减(Fuchs和Klann,2013)。高层访问是重要的政治外交手段,对密切的经济合作有决策作用,是达成双边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不同产品(部门)贸易的需求及供给价格存在的弹性差异会造成沉没成本的投入存在明显区别,从而政治冲突对不同部门产品贸易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双边会晤能否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值得关注,而外交关系是否对不同类别制成品贸易存在差异性影响也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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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与方法
1.2.1 研究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造与经济合作伙伴间政治互信、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是中国与有关国家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区域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同时有助于打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互利共荣的双赢局面。
国家领导人访问作为外交活动的最高形式,是国家间双边政治关系是否融洽的体现,对两国的经贸往来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且不同行业的商品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敏感程度也不尽相同(Reuneny,2001;董桂才和王鸣霞,2018)。尽管领导人访问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得到了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Nitsch,2007;Lee 和Yeo,2009;Zhang 等,2011),但国内还十分缺少对领导人双边会晤与进出口贸易间关系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领导人双边会晤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展开研究,探究高层会晤对不同类别的制成品贸易是否存在异质性差别。
1.2.2 研究方法
本文吸取国际贸易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以当前国内外研究政治外交关系与经贸往来间联系的大量相关文献为基础,运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实证分析检验领导人双边会晤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成品贸易可能存在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1)文献分析法。本文先收集了与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深入研读后对文献中包含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与鉴别。在探究“政治关系”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研究现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关文献的收集及分析有助于系统并全面地了解与本文有关的研究问题的成果、存在的不足以及发展趋势,参考其中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证方法有助于文章的顺利开展。
(2)信息研究方法。笔者收集双边会晤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制成品贸易数据,对会晤指标进行筛选量化处理,对影响程度不同的会晤指标进行归纳整理,为研究外交政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进行数据支撑,并指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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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政治关系研究综述
Hirschman(1946)是第一批将国际贸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概念化的现代经济学家之一,之后,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部分学者将国际政治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侧重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合作,密切的政治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总体贸易流量(Morrow 等,1998)。Yakop 和 Bergeijk(2011)发现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外交代表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Rose(2007)对 22个国家出口流量的研究表明,出口国外交部门规模对其出口存在积极影响,出口国在进口国领事馆数量的增加将带来 6%-10%出口额的提升。出口国外交政策取向的相似性以及外交合作增加了双边贸易(Pollins,1989a;Dixon 和 Moon,1993),两国间存在的联盟关系为贸易创造了政治激励,对贸易往来存在促进作用(Gowa和 Mansfield,1993;Mansfield 和 Bronson,1997),而政治关系距离将降低双边贸易往来(王珏等,2019;张慧敏和刘洪钟,2020)。
国家间的冲突也是很多研究的关注重点,国家间的冲突会极大地破坏经济活动,尤其是国际贸易(Glick 和 Taylor,2010)。发生冲突时放弃贸易带来的机会成本使得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者倾向于与贸易伙伴建立合作关系(Polachek,1980;Gasiorowski 和 Polachek,1982),政治关系的紧张将显著降低国家间贸易额(Barbieri 和 Levy,1999;杨攻研和刘洪钟,2015)。政治冲突级别越高,对两国间贸易造成的破坏效应越大,且具有明显滞后性(邝艳湘和向洪金,2017)。Du 等(2017)对月度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政治冲击对贸易的影响仅在短期内存在。Pollins(1989b)认为贸易关系的变化是外交政策调整和冲突的直接结果,合作的反复无常以及政治行为上的冲突会导致国家间贸易流动的变化。报复性关税、配额、禁运和其他贸易禁令增加了贸易成本,从而阻碍贸易,因此贸易与冲突呈负相关关系(Polachek,1980)。贸易伙伴国领导人更替导致的贸易政策变化增加了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相应的政治冲击将增加出口的风险(谢红军等,2019)。而贸易对冲突的敏感性因货物而异(Reuneny,2001);根据沉没成本理论(Davis 等,2019),由于不同产品或部门的贸易供给和需求价格的弹性差异,寻找替代供应商或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投入的沉没成本均存在明显区别,因此杜映昕(2015)认为各个部门的贸易对政治冲突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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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双边会晤研究综述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除建交与合作冲突外,双边政治外交关系还可以从国家高层领导人日常的政治互动方面进行分析。外交政治关系本质上是两国政府间构建的一种制度安排,双边高层领导政治互动不但直接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同时也作为一种媒介间接为跨国企业提供制度安排,从而影响投资规模与相对波动程度(J nsson,2002)。贸易流动不仅受到国家间政治冲突和合作的重大影响,高层访问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作用(Zhang 等,2011)。国家元首出访的总体目标是发展和加强双边关系,在关于政治问题、人权等主题的会谈中,最突出的话题是经济关系。而国家元首通常由商界人士和管理人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陪同,在进行国事访问时,开设联络办公室和商业代表处,签署条约和合同,正式移交重大双边项目。对法国、德国和美国领导人出访构建研究样本后,Nitsch(2007)发现领导人出访能带来 8%-10%双边贸易的提升。
有关领导人访问的影响作用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杨霄和张清敏(2010)的研究发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出访促进了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高层互访发挥了政治为经济服务的作用,积极促进出口数量边际的增长(魏昀妍和樊秀峰,2017)。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方向:郭烨和许陈生(2016)的研究显示以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为代表的领导人会晤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而不同方式的会晤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李子文和李青(2017)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双边领导人访问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则发现领导人访问在当期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并且通过文化交流以及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提高等间接机制产生长期的持续影响。除此之外,双边国家领导人访问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案例数量有显著提高作用(黄亮雄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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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现实背景............................ 9
3.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9
3.2 “一带一路”倡议..................... 10
第4章 研究设计....................... 17
4.1 领导人会晤对双边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17
4.2 模型建立 .......................... 18
第5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7
5.1 总体样本考察 ...................... 27
5.1.1 制成品总体贸易......................27
5.1.2 进口贸易............................28

第 5 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1 总体样本考察
5.1.1 制成品总体贸易
制成品贸易总额(S)的估计结果如表5-1所示。
表5-1 制成品贸易总额回归结果
表5-1 制成品贸易总额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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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结论
6.1.1 总体样本结论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03-2017年期间的制成品贸易往来情况进行考察,重点检验了双边领导人会晤对中国对外贸易是否存在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双边领导人会晤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而言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不同形式的领导人访问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本文有以下结论:(1)双边领导人会晤无论是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制成品总体贸易、进口亦或是出口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外交对制成品对外贸易有较强的影响,国家总理的外交作用则相较更小。
6.1.2 分类别制成品样本结论
本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成品贸易进行样本分类,检验了双边领导人会晤对基于资源的制成品、低级技术制成品、中级技术制成品及高级技术制成品贸易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双边领导人会晤对低级技术制成品进出口情况的促进作用均最大,对基于资源的制成品贸易往来的推进程度大于对中级技术制成品贸易的影响,而高级技术制成品出口受到的正向影响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高级技术制成品的贸易受国家自身科技水平以及其他潜在因素影响更大,政治外交的影响有一定局限性;(2)对于基于资源的制成品进口贸易及低级技术制成品出口贸易而言,领导人出访的推进作用大于接待来访,高级技术制成品的进口所受影响则无明显差别,其他情况下领导人接待来访的影响均强于出访,这可能体现了一定的中国“主场外交”的优势作用;接待来访对低级技术制成品贸易往来的促进效果最强,对基于资源的制成品和中级技术制成品贸易的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对高级技术制成品进口贸易影响不大;出访则较显著促进了基于资源的制成品进口贸易与低级技术制成品出口贸易,对其他类别制成品贸易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贸易主体大多为发展中国家,高级技术制成品的贸易受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大于政治关系的影响;(3)国家主席会晤对各类别制成品贸易的促进效果均大于国家总理会晤的影响,国家主席会晤对低级技术制成品对外贸易的影响作用最强,对基于资源的制成品、中级技术制成品和高级技术制成品进口的促进作用均大于相应类别制成品的出口贸易。这可能是由于国家主席在国际政治外交层面上的影响力大于国家总理,且在贸易进口方面的主动权大于出口。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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