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效率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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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44585 论文编号:sb2021082710303637081 日期:2021-09-03 来源:硕博论文网
笔者认为完善“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中的配套金融服务。我国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活动时,投资风险不可避免,为了最大限度地将这种投资风险发生的概率降至最低,我国需要尽最大能力地为进行海外投资的这些企业撑起“保护伞”,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便是在投资国建立相应的配套金融服务。例如我国大型银行可以在投资国建立子公司,为我国企业提供融资、储蓄、贷款、结算、金融信息咨询和商业保险等金融服务,尤其是将这些金融服务的作用对象向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倾斜,为我国的各类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保驾护航。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形式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依旧影响着今天的经济发展。同时世界经济变化多端,部分发达国家出台了许多逆全球化的各项措施,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也比以往加大了。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各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局势依旧严峻。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政策获得的优秀成果数不胜数,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国经济紧紧依靠世界经济,这种关联性需要中国在各国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另外制定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在 2013 年首次被提出,为了凭借“中国方案”助力全球经济发展。在中国出台一系列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顺利发展的举措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就是中国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量显著增加,这也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社会各界学者的关注[1-6]。从近几年的数据中观察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两个现象:第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发生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国家;第二,中国更加侧重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投资。因此有哪些因素能够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各方面的条件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明显的投资偏好?通过对本文选题的研究,对于帮助中国合理选择投资方式以及规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将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再一次给全球经济发展笼罩上一层不知何时会散去的阴影,全球经济在前所未有的局势下面临着更大的未知挑战。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在新局势下制定适合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倡议,也成为当下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更需要深度剖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不同国家的投资效率水平,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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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以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投资效率测算为主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述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了直接投资现状和政治、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运用 Frenkel 和 Funke拓展引力模型探究影响我国直接投资活动的因素,并按照联合国官方发布的标准,将沿线国家分为转型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研究我国对不同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因素差别。文章最后测算并分析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水平,根据测算结果分析我国投资的重点区域和产业。论文具体框架如下所示: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说明该选题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主要阐述了国际投资大环境背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背景,进而分析在这些背景下研究该选题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梳理本文研究进程的思路和方法,确定研究内容大纲,最后提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点。
第二章是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部分。首先解释了研究中的各项概念,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效率三个概念。其次梳理国内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最后整理并总结相关的理论成果,为后文研究作铺垫。
第三章是分析我国投资的现状和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条件。通过计算直接投资总量、投资增长速度和投资占全球投资比重趋势三个指标,分析直接投资水平。随后通过搜集政治指标得分、国内生产总值、铁路总里程数、航空运输量、国家通电率、自然资源占比等相关数据,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和资源条件做出系统分析。
第四章是实证研究。第一是根据传统的引力方程建立本文所需要的扩展引力模型;第二是对相关解释变量进行假设说明,交代数据的来源与数据的处理;第三是实证研究影响我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第四是将沿线国家划分成不同经济体,研究我国对不同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
第五章是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基于第四章的实证研究结果,以建立起的引力方程为基础,计算投资潜力。再将营商环境、政治环境、与中国建交年份和是否签订优惠协议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沿线国家最终的投资效率得分。
第六章是分析我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和产业行业。基于第五章测算的投资潜力系数和投资效率水平,分析我国在进行直接投资时需要将哪些国家区域和产业行业作为投资的重点。
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和建议。对文章研究的主要内容做整体总结,并从配套政策、人才储备和金融服务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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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及分析
2.1.1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英文简称为 OFDI,是国际投资涵盖范围中的一个方面,理论上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构成了国际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生产与管理,为获得企业部分产权和营业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属于直接投资范畴。在国外创建新公司和控制国外公司股权又是直接投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创建新公司是在国外的领土上直接使用资金成立新公司,帮助本国企业在国外建设新的生产基地、附属公司及分支机构;控制国外公司的股权则是指投资者购买某个公司的股票达到一定的金额后,获得了可以控制该公司的部分股权。因此,在国际投资中,对外直接投资是实体经济在境外开展投资活动的主要形式。国际投资的另一方面,间接投资则主要包括国家之间或企业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和购买境外证券的行为。
在界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含义时,每个国家对其含义的界定内容并不一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国内无论是独立个体还是团体或集体,都以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形式在境外建立企业或购买境外已有企业,获取企业生产运营的主要权利。而我国统计对外直接投资量的方法主要为计算一定时期内的投资设厂数量和金融类投资数量。
2.1.2“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 2013 年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多边的和跨领域的国际合作新倡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辐射地域涉及国家众多,横跨亚、欧、非三大板块,是目前跨度范围最大,跨领域最多,存在巨大发展潜能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在国别的分类上,将“一带一路”沿线 63 个国家划分为俄蒙、东南亚、西亚、南亚、中亚和中东欧①。具体分类见表 2-1。
表 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
表 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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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成果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发达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发生时间较早,各国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理论研究较为深入,因而发达国家的相关投资理论研究框架更全面,研究内容也更完备,得出的直接投资结论更丰富。梳理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 5 点:
(1)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海默提出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透明的现象,导致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的优势不一样,有些企业能够获取市场大部分信息而处在垄断优势地位,有些企业则由于获取的市场信息不完全而处在劣势地位,处在垄断优势地位的企业就会进行对外投资活动。
传统的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活动时,面对的境外投资市场是具有完全竞争性,海默则认为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并不存在甚至与理想状态相反,即认为市场交易隐藏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这种现象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多个环节,主要包含企业在生产领域中的要素不完全,在销售领域中的商品信息交易不完全,还包含了规模经济和政府干预等因素造成的市场不完全。某些企业在面对各种市场隐藏信息的情况下,却独自拥有的一定垄断优势,主要为领先的技术专利优势、高效的生产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优势和拥有全球市场的销售平台,这些优势可以帮助企业抵消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和影响,进而取得超额利润。
(2)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是由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提出的,认为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完全的,这与上述垄断优势理论的部分观点一致。由于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时,获得的中间产品存在较高的价格,中间产品既有原材料、零部件等实体产品,同样也包含了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方式等无形产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不利于企业获取超额回报。企业为了减少成本,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将存在于外部市场的交易行为转化为企业内部的交易行为,即将额外的交易成本内部消化掉,企业为了达到该目的而产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表 3-1 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统计
表 3-1 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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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与产业分析

6.1 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从投资潜力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三种投资潜力类型中均有分布,投资潜力成熟型的国家有新加坡、老挝、以色列、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等 10 个国家;投资潜力增长型国家有俄罗斯、埃及、蒙古、土耳其、约旦、科威特、马其顿、马来西亚和巴林这 9 个国家;投资潜力开发型国家有缅甸、乌克兰、菲律宾、黎巴嫩、阿曼、卡塔尔、亚美尼亚等 31 个国家。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存在较大的投资空间,直接投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这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相吻合。因此我国可以加大对投资潜力增长型和投资潜力开发型国家的投资。
从投资效率测算结果来看,新加坡、塞浦路斯、格鲁吉亚、以色列、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马来西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的投资效率综合得分较高,说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产生的作用效果较好,因此可以将这些国家纳入我国投资合作的重点国家。
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对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投资也比其他地区多,这与第 3章投资现状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对俄蒙、西亚地区的投资相对较少,且这两个地区都处于投资潜力增长型区间,对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最少,仅有南亚地区处在投资潜力开发型区间。因此可以加大对俄蒙、西亚、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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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主要结论及建议

7.1 主要结论
2019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量超出一千多亿美元,增长率为 3.51%,是 2005 年直接投资量的 62 倍,并且逐年以稳定的速度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发展,沿线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投资首选目的地。
本文第 3 章分析了沿线国家的投资现状和条件,第 4 章实证检验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第 5 章测算了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水平,第 6 章分析了投资的重点区域和产业,本章节是对上述研究结论的统一梳理。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现状和条件的研究,有以下结论:
(1)我国逐渐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投资流量数据来看,每年存在较大的波动,数据稳定性较差,但从投资存量数据来看,一直保持着正的增长态势,并且占全球直接投资的比重也保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倡议的深入推进,将会发掘更多的投资领域,拥有更好的投资平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关系将更为紧密。
(2)区域集中性是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因而可以拓展的投资空间更大。东南亚是接收我国直接投资量最多的地区,我国对该地区的投资占比就达到了 63.66%,是其他沿线地区的 7 倍左右,甚至超出对中东欧地区投资量的 30倍,这种现象导致其他地区可以扩展的投资空间较大,可以尝试加大对地理距离较远的沿线国家的投资。
(3)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和资源条件较优。政治环境得分最高的地区为中东欧,其次是东南亚,政治环境最差的为中亚地区;经济总量排名前三的国家为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排名前三的地区为南亚、西亚和东南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为中亚,卡塔尔、新加坡和以色列则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列的国家;基础设施条件较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卡塔尔、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沿线资源环境较为丰富的国家有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塔吉克斯坦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