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配置效率行业差异及影响因素经济研究

来源: www.sblunwen.com 发布时间:2020-03-15 论文字数:43655字
论文编号: sb2020030920161829833 论文语言:中文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主要以计量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补充的写作方法,对 2001-2016 年间中国的整体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
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主要以计量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补充的写作方法,对 2001-2016 年间中国的整体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且结果我国以往经济政策对历年资本配置效率动态变化进行了解释。同时,本文从行业的角度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研究了技术特质、市场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一、选题背景
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整个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林毅夫(1994)就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资本相比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两种生产要素要更加稀缺,所以更应该充分发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过去的发展中,我国经济增长的确十分依赖于投资规模的扩张,GDP 增长中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长期处于高位(见图 1.1),在 2009 年一度达到 86.5%。
图 1.1 历年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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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资本的含义
从早期的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更近的萨缪尔森,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经济学派,但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理论著作中给出了自己对资本这一概念的定义。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作为生产资料之一的资本,是企业家投入到生产中“预储资财”,以获取最终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把资本定义为对生产关系的反映,他提出生产资料与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被用于产生剩余价值时才会形成资本。而萨缪尔森则将资本称作“经济投入与产出相统一的耐用品”,因为“生产出的资本将继续用于以后的生产”。由此可见,在展开对资本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前,明确资本的概念至关重要。
1960 年,Thodore W. Schults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进一步拓展了了资本的内涵与外延,Thodore 认为有形的物质资本只是资本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它还能够以知识技能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本。因此,他提出资本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设备、厂房、存货等的物质资本,;另一部分就是以劳动力中技术知识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本文中的资本则仅指物质资本。
同时,资本也兼具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是二者的集合体。前者体现出资本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后者则指资本在生产中不断增殖,从而产生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因为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更偏重于资本的自然属性,笔者将文中的资本定义为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有形物质资本,而抛开其社会属性,对资本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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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本配置效率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资本配置效率的理论研究
一、早期金融发展理论中的资本配置效率问题
最早将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中资本配置效率水平联系到一起的是英国学者Bagehot(1873),他认为金融部门对资本流动性的改善是英国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他还提出银行借贷资本的扩大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而之后的Schumpeter(1911)更是表示应该赋予金融部门在经济体系中以中心地位。Schumpeter 的非常信用理论认为银行等金融中介在更有效地识别出优质的创新企业后,还能够迅速地向这些企业融通资金以实现技术加速进步和自身的资本增殖,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Gurley 和 Shaw(1960)强调了金融中介的分工化和专业化对于增加可投资资金和提升配置效率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金融中介业务的不断扩大能够使得金融中介在吸引储蓄和增加信贷的功能时更加专业和高效,一国潜在的资本配置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
Patrick(1966)提出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时,应该区别运用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作用关系。他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部门并不完善,国家应该主动引导产业成长,因此适合采用“供给主导”的方式:政府提前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和金融供给,从而引导和促进对应产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的逐渐完善,“供给主导”无法再满足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需求跟随”更为符合市场化原则,金融体系更加注重将资本从低受益用途向高受益用途转移,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金融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Goldsmith(1969)在其《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提出一国金融发展的实质就是金融结构不断地调整和改变,而金融结构则指该国目前从事金融工作的中介机构及其所应用的工具总和。在论证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他以德国的材料为例,认为金融体系主动吸引储蓄的功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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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本配置效率测度方法的研究
从实体部门的角度出发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研究时,往往需要评价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并对比不同部门的资本配置情况。因此,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度的方法必不可少。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同学者会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采取不同的测度方法。但总的来说,一般采取两种比较主流的方法。一种是边际产出均衡法,另一种是弹性系数法。
一、边际产出均衡法
然而在实际中无法直接看到资本“边际”的产出率,所以在实证研究中经常使用两种估计方法对资本边际产出率进行估计。第一种是“调整推算法”,即使用现有的财务统计数据,经过适当的调整推算后,得出近似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替代指标,例如“平均资本收益率”等。使用“调整推算法”时需要面对数据收集难度高、调整过程非常复杂等问题。Fraumeni 和 Jorgenson(1980)首先使用该方法测算了美国 1948-1976 年间 46 个制造业行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经过比较后,他们得出结论:行业间存在着持续的巨大资本收益率差异,即行业间资本配置效率较低。
不管是“调整推算”还是“函数估计”,实际中利用边际产出均衡法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度时都有比较大的缺陷(樊潇彦等,2006)。因为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索洛增长模型,资本边际产出率是在假定技术进步率、资本产出弹性、人口增长、要素替代弹性等变量稳定的条件下计算得出的,如果这些条件产生改变,那么资本边际产出率的计算结果将不再准确。这样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使用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方差大小评价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较大疑问。此外,边际产出均衡法只能根据方差等变化定性分析资本配资效率水平的升降,无法得到一个可量化的资本配置效率,很难进一步观察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作用的潜在影响因素。Radelet 和 Sachs(1998)也赞同只使用各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率离散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评价较为欠妥,他们认为资本边际产出率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宏观指标,国家的金融深化、基础建设和产业转型等政策都能够轻易对资本边际产出率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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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 ................................... 23
第一节   资本配置效率测度方法的选择.................................... 23
一、资本配置效率测算方法的确定 .................................. 23
二、面板数据模型介绍 ....................................... 24
第四章  我国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37
第一节   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37
第二节   实证模型设定..................................... 40
第三节   行业技术特质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41
第五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48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8
一、研究结论 ..................................... 48
二、政策建议 ............................ 49

第四章  我国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第一节  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依据在上一章中得到的各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测度结果,我们可以将 35个工业行业划分为高资本配置效率行业组、中等资本配置效率行业组以及低资本配置效率行业组(表4-1)
表 4.1  我国 35 个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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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以计量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补充的写作方法,对 2001-2016 年间中国的整体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且结果我国以往经济政策对历年资本配置效率动态变化进行了解释。同时,本文从行业的角度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研究了技术特质、市场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全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  以 Jeffrey Wurgler(2000)的模型为基础,首先对中国 2001-2016 年间的整体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考察。测度结果表明,尽管我国整体资本配置效率水平(0.434)已达到 Wurgler(2000)测算的 65 个国家中的平均水平,但与德国(0.988)和法国(0.893)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随后,本文在基本模型中进一步考虑时间维度的变化,利用时变系数面板模型测度出我国 2001-2016 年间历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值。对测度结果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后,可知我国在此期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一个波动比较剧烈的状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国家,资本的配置流向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十分敏感;另一方面,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资本市场后续不断的连锁反应。此外,基于不同行业的性质、结构不同的原因,本文将个体固定效应考虑到Wurgler(2000)模型当中,测算出我国整体资本配置效率为 0.413,略低于之前的结果。同时,我们利用不同行业的截距项得到了 35 个行业的自发投资水平。行业自发投资水平的数值高低相应代表了行业所受到的产业政策等非市场化支持力度的高低。对行业自发投资水平的测度结果进行对比后,我们发现由于行业性质不同等原因,不同行业受到的非市场化支持力度具有显著差距。
2.  以 Jeffrey Wurgler(2000)的模型为基础引入行业变量,对我国 2001-2016年 35 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后,得到了各个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系数。通过对比后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33 个行业资本品配置效率系数显著为正,其中纺织业资本配置效率水平最高,达到 1.256。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与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两个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水平最低并且为负,仅为-0.009。基于资本配置效率的行业差异,本文选取了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大中型企业行业集中度、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等四个因素代表了行业的技术特质、市场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三个维度特征,在此基础上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这四个因素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的技术特质与对外开放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正向影响且具有门限特征,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能够显著改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而过低或过高的行业集中度都不利于行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必须保持一个适当的行业集中度,这说明合理的市场结构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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