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成本、市民化能力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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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29566 论文编号:sb2021051612435935534 日期:2021-06-02 来源:硕博论文网
笔者认为私人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提高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而在私人成本中,居住成本的占比高达 82.3%[1],这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行为形成了极大阻碍。因此,在关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问题。各地政府在制定城镇住房保障规划的过程中,应适当考虑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将其纳入各级政府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中,切实保障农民工在城镇务工或定居的现实住房需求,不断扩大农民工的住房覆盖范围。因此,应综合考虑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因素,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制定符合农民工现实需求的住房政策,加强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是束缚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基本制度(蔡昉,200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获得“退出权”“流动权”“进入权”(蔡昉,2017),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产业进入非农产业,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了“民工潮”现象。与西方国家 “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基本同步、合二为一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遗产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影响,走的是一条“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独特的城镇化路径(刘传江,2006)。也正是由于中国城镇化的这一独特发展路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根据《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863 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20.68%[1]。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芳芝和李超(2014)使用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两种方法测算了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由 1995 年的 2.32%上升到 2011 年的9.51%。韩兆洲和戈龙(2015)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由 2000 年的 6.6%增长到 2012 年的 9.6%,平均贡献率为 8.2%,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呈现出明显的边缘化状况,难以融入城市,降低了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 2020 年努力实现 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2]。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如何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将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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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2.1 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大量搜集和查阅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等方面的相关文献,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了解国内外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动态、研究成果、研究不足,最终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即从私人成本和市民化能力的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研究。同时,通过查阅和整理已有文献,深化了对相关基础理论的认识,并对相关研究方法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拓展了本文的写作思路、完善了本文的研究策略。
2.比较研究法
比较分析法,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多个事物或对象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其相似性或差异程度的一种研究方法(林聚任,2004)。本文根据出生年代、工作地点、就业形式的不同,分别将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受雇就业农民工和自营就业农民工,基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的视角,探究了各因素对农民工不同子群体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相似性或差异性。
3.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法
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本文对农民工的整体特征以及农民工不同子群体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同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定性分析。其后,为检验各影响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本文运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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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农民工
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制度“三套车”的取消或弱化,农业劳动力获得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蔡昉,2017),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并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学者们主要从户籍、职业、劳动关系和流动地域等方面来界定“农民工”。
王春光(2005)基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制度身份(户籍性质)、劳动关系(就业形态)以及地域对农民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农民工是从事非农活动的被雇佣者而非雇佣者,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或主要收入来源是非农活动。同时,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依然是农村人口。在其看来,农民工包括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受雇就业农民工,但没有将自营就业农民工包含在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和户籍管理制度下的产物,是成长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却保留着农业户籍的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民工是指流入城镇地域就业于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人口,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广义的农民工不仅包括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还包括在本乡镇地域内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如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单菁菁(2015)也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来界定农民工,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离土又离乡、跨地域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即外出农民工;广义的农民工不仅包括外出农民工还包括本地农民工。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农村劳动力,他们具有“离土不离乡”的特征。
本文从身份、职业、地域、就业形态四个方面对农民工进行界定,农民工是指具有农业户口,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人口。农民工群体不仅包括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还包括受雇就业农民工和自营就业(自雇或雇主)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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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人口迁移理论
西方学者在人口迁移方面进行研究的时期较早,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人口迁移理论。通过对人口迁移理论的回顾,有利于我们了解人口迁移的动机、影响因素等,从而对人口迁移过程形成较为清晰的认知。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主要包括:
第一,雷文斯坦的迁移七大定律。在 19 世纪末,雷文斯坦(Ravenstein,1885)提出了人口迁移的七大规律,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人口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人口迁移活动遵循着“边缘—中心”的规律,人们开始会迁居到城镇的周边地带,然后迁居到城镇中心;流动人口在空间上以短距离的迁移为主;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人口的流动率更高;与男性流动人口相比,女性的流动率更高;人口迁移也会造成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
第二,“推拉”理论。在雷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李(E.S.Lee,1966)系统阐述了“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推力因素、拉力因素和中间障碍是影响人口迁移活动的三种因素,并且迁出地和迁入地都存在这三种因素。流出地自然条件禀赋差、农业生产成本攀高等推力因素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周边或城市迁移,而在农村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熟悉的社区环境和社会关系等会成为流出地的拉力因素,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意愿。同样,流入地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多的就业机会等因素会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产生拉力,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迁移意愿,但是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产生阻碍,从而削弱他们的迁移意愿。而迁出地的交通状况和迁移费用等则是劳动力迁移的中间障碍。
图 2-1 “两阶段”迁移理论
图 2-1 “两阶段”迁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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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意愿的现状分析 ....................... 20
3.1 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分析 ....................... 20
3.2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现状分析 .................. 24
第 4 章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实证分析 ........................ 27
4.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27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1
4.3 本章小结 ............. 39
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41
5.1 文章总结 ............................ 41
5.2 政策启示 ................................... 43

第 4 章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实证分析

4.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4.1.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通过对被访者关于“未来 5 年,你是否打算到城镇定居”的回答来确定,回答结果包括是、否和已经在城镇定居。本文将回答“否”的确定为无市民化意愿,并赋值为 0;回答“是”和“已经在城镇定居”的确定为有市民化意愿,并赋值为 1。
2.核心解释变量
(1)私人成本。私人成本是农民工为满足其在城镇生存和发展而需要支付的成本(李小敏等,2016),由生活成本、居住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构成。生活成本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减去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差额来表示;借鉴李小敏等(2016)的计算方法,居住成本按照城镇平均房价、以人均 20m2的标准所购住房的首付(即住房总金额的 30%)表示,即居住成本=每平米住宅商品房价格 20 30%;社会保障成本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基本养老保险(8%)、基本医疗保险(2%)和失业保险(1%)三者缴费比例之和的乘积来表示,即社会保障成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11%。私人成本为生活成本、居住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三者之和,并取对数以减少异方差问题。
(2)市民化能力。借鉴温馨(2018)关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计算方法,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定义为农民工全年工资性收入除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求得的比值。若该比值小于 1,则表示无市民化能力,赋值为 0;若该比值大于或等于 1,则表明具有市民化能力,赋值为 1。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是 0 或 1 的二值虚拟变量。
表 3-1 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分析(单位:岁、%)
表 3-1 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分析(单位: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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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文章总结
本文利用 2014 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将个体微观数据与城市特征数据相匹配,描述性分析了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现状,并实证分析了各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首先,文章从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在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占农民工总人数比例超过六成;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 39.8 岁;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处于初中文化水平。第二,在就业特征方面,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五险”社保参保率低,82.3%的农民工没有“五险”社保;在就业技能方面,农民工普遍缺乏专业劳动技能,主要从事的是无需专业技术资格的工作;同时,在农民工群体中,受雇就业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县域内流动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高于自营就业农民工、外出农民工、跨县流动农民工。在就业城市级别上,农民工也更倾向于在地级市就业。第三,在社会特征方面,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普遍偏低,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农民工普遍具有一定的普通话语言能力,这有利于提高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增强其城市认同感,进而会提高其市民化意愿。
其次,本文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基本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偏低,只有 17.2%的农民工具有市民化倾向。同时,女性农民工相比于男性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市民化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市民化意愿,跨县流动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县域内流动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本地农民工。此外,流入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也会越高。
再次,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私人成本和市民化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整体性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私人成本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则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个体特征、就业特征、社会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女性农民工要低,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新生代农民工要低,本地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外出农民工要低,自营就业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要高于受雇就业农民工,跨县流动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要高于县域内流动的农民工,就业城市级别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也越高,以上分析结果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定性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以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技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会显著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提高其市民化倾向。因此,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应当重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此外,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应当加快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使社会保障惠及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和普通话水平会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语言能力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中拓展社会交往网络,提高城镇生活适应性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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