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于“新冠”与“非典”疫情报道比较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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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32633 论文编号:sb2021102714255739168 日期:2021-11-25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文通过对《人民日报》“非典”和“新冠”两次疫情报道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统计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在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正面舆论导向、更重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阅读喜好方面有明显进步;但是也存在如下问题:(1)报道内容层面:报道贴近性有待提升、监督纠错作用不足、缺乏人文关怀。(2)报道形式方面:版面编排单调,报道体裁集中。(3)报道策略方面:预警滞后、报道精准性有待提高。通过对现存问题进行反思,总结出《人民日报》固守正面宣传舆情思维、缺乏专业领域人才、以及时效性落后于新媒体等几大原因。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3 年“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的暴发,严重危害了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非典”流行初期,由于当时我国政府部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媒体对疫情的信息掌握不全面,导致主流媒体对于“非典”疫情的报道数量少、且重点强调疫情已得到控制,转移公众注意力。官方消息不畅引起民间舆论的混乱,一时间各类谣言盛行,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非典”疫情前期,媒体并没有发挥预警和瞭望作用,为后期“非典”的大范围传播埋下了隐患。随着“非典”疫情逐渐蔓延,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混乱,政府部门开始公布疫情,随之媒体也对“非典”进行了大量集中报道。对于“非典”时期的新闻报道,无论是疫情潜伏期的“零报道”,还是暴发期的报道数量的“井喷式”增长,媒体表现一直饱受诟病。“非典”疫情之后,政府和媒体深刻认识到了疫情报道策略与社会稳定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对后来媒体对同类议题报道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2020年 1 月,我国多地陆续暴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迅速、合理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公众全面正确的认知疫情,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新闻媒体的神圣使命。新媒体环境下,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对新闻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主流媒体在此次疫情中的报道策略,以疫情报道为窗口,窥探我国主流媒体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经验和不足之处,对其他新闻工作者报道此类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如果说“非典”报道是对中国媒体的考验,那么“新冠”疫情报道则是中国媒体的所面临的又一挑战。“新冠肺炎”和“非典”均为在中国造成重大损失的灾难疫情事件,可以归为同类型事件报道。《人民日报》作为我国主流媒体的典型代表,承担着舆论引导的重要职责。通过对不同年代《人民日报》疫情报道的比较,归纳出新媒体时代我国官方权威媒体在重大疫情报道时报道理念和报道方式的特点;探讨其对疫情报道的实践经验、创新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前融媒体环境,对其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使其报道更适应当下的传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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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非典”疫情报道研究
国内外关于“非典”报道的相关研究领域较多,通过查阅相应的文献内容,总结和归纳了关于“非典”报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报道业务、媒体表现的反思与批判、以及与其它议题的比较研究三个方向。
(1)“非典”报道业务层面的研究
国外学者多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对“非典”报道进行业务层面的研究。BomlitzLJ(2008)以慢性健康危害( “非典”、生物恐怖主义、西尼罗河热、艾滋病、吸烟和缺乏身体活动)为例进行实证。认为大众传媒报道是对公众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通过研究媒体报道公共卫生事件的强度与公共健康实际风险之间的关系,得出媒体报道的数量与实际死亡人数的健康风险评估成反比,即与疾病对公共健康的威胁相比,大众传播媒体对新出现的健康危害进行了过多报道[1] 。Lewison G(2008)分析了 2003 年 3 月至2004 年 4 月之间,7 国不同新闻媒体对“非典”的报道。通过对疫情流行期间媒体疫情报道的立场、主题、语态进行分析,认为公众对疫情的反应与媒体报道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2]。
David(2003)通过对多伦多暴发“非典”疫情期间的实证研究,认为在疫情期间,多伦多媒体对“非典”疫情进行了高强度的报道,在报纸上发布的报道数量高于平均数量。这种集中的报道方式,提高了民众对于“非典”疫情的重视程度[3]。Bottomley(2008)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非典”疫情报道进行研究。他认为媒体对“非典”疫情的报道丰富了媒体的报道理念,这种报道理念也会影响媒体对于其他类型议题的报道[4]。Wallis P(2008)通过分析英国五家媒体对“非典”的报道进行分析,认为英国媒体通过使用杀手等隐喻对“非典”进行报道,以此强调“非典”的严重性 [5]。Tian 和 Concetta(2005)基于框架理论对 CNN 和 BBC 两家媒体“非典”报道进行比较,认为虽然两家媒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其在议题选择、信息呈现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6]。
国内学者对于“非典”报道业务层面的研究多集中于新闻策划、新闻编辑等角度。其中邵海峰(2003)提出在新闻报道中要重视情感的力量,使报道内容和形式更具有贴近性,以及在报道中要注意坚守报道风格,独树一帜[7]。宫春凤(2003)通过对“非典”报道的回顾和分析,认为提升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准确性,要重要培养专家型记者[8]。蔡雯(2003)通过对“非典”报道的研究,对影响新闻编辑策略的外部因素进行探究,认为编辑策略价值应当追求迅速、客观、深刻、独到[9]。罗红(2003)通过对“非典”报道的回顾和分析,从中探索总结负面新闻的功能,认为负面新闻的报道并非一定会产生消极影响,客观的报道负面新闻并加以合理引导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10]。陆彩荣(2003)通过回顾“非典”时期新闻工作的得失,提出通过正常程序与特殊程序相结合,社内力量与社外力量相结合,组织领导与个人能动新结合,以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机制[11]。王贵斌(2004)通过《人民日报》对于“非典”危机报道所呈现的社会建构,认为新闻的报道多采用正面鼓励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同时通过大量官方消息来源的信息报道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12]。杜骏飞(2003)在其文章《流言的流变:“非典”舆情的传播学分析》通过跨学科调查,得出主流媒体缺位会导致流言大量生成,信息公开是消除谣言的最有效方式这一结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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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民日报》关于“非典”与“新冠”疫情报道的概况及特色

2.1 “非典”与“新冠”疫情报道概况
2.1.1 “非典”疫情报道概况
我国媒体对“非典”的报道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2002 年 11 月 16日首例“非典”病人确诊持续到 2003 年 2 月末。这一阶段媒体对于“非典”进行瞒报。医疗调查小组在广东河源确诊首例“非典”病人,并证实该病人感染的病毒具有传染性。而同时关于河源有来路不明的病毒此类流言也在广东省开始流传。然而这一时期媒体否认病毒的存在,并对相关言论进行“辟谣”,而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非典”疫情。由于前期没有发挥预警机制,社会上也没有采取防控行动,“非典”开始在更大范围内蔓延。
2003 年 2 月,对“非典”的报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非典”持续蔓延,关于“非典”的传言也日渐失控,媒体开始针对愈演愈烈的流言进行回应,广东当地媒体开始对“非典”疫情进行报道。但这次的媒体报道以打击谣言为中心,强调“非典”疫情可防可控、并不可怕,呈现“非典”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表象。由于媒体这一阶段对疫情过于乐观的报道基调,误导了民众对“非典”的认知,为后期“非典”的大面积暴发埋下了隐患[50]。
2003 年 4 月后,媒体对“非典”进行大量报道。这一阶段由于“非典”病毒持续在世界范围内扩散,“非典”疫情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关注,在国际社会上极大争议。在国内关于“非典”的谣言四起,国外媒体又率先对中国“非典”疫情进行报道的危机下,我国政府要求对于“非典”疫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及时上报和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不能推迟报告、隐瞒事实。至此“非典”报道才最终进入了全面公开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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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疫情报道的传播特性
2.2.1  新闻报道时效性要求高
相比其他议题的报道,疫情报道对新闻时效性有着更高的要求,究其原因在于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特征。疫情作为典型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突发性,其暴发的原因、时间、地点、形式,以及其危害程度是人们难以完全预料的。且疫情的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往往不止对某个个体造成危害,而是容易迅速蔓延,扩散到不同地域,危及到较大的社会群体层面。
疫情的突发性特征,要求媒体及时迅速的传达信息。由于疫情暴发的偶然性和瞬时性,极易造成公众的恐慌心理,人们迫切的渴求真实完整的信息来把握环境变化、做出决策,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而媒体报道作为公众感知外部世界,获取环境变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公众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重要参照信息。这就要求媒体迅速反应,及时准确的将信息传达给受众。如果媒体的报道能够如实反应社会现状,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有利于公众形成对疫情的正确认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反之,如果媒体反应迟缓、报道滞后,甚至隐瞒信息、歪曲事实,则会导致公众对疫情形势的错误判断;不仅会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也不利于疫情的防范控制。因此,相较于其他类型新闻,疫情的突发性特征对媒体报道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表 3.1 报道内容编码表
表 3.1 报道内容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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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日报》“非典”与“新冠”疫情报道的比较分析 ...................................... 16
3.1   研究设计 .................................... 16
3.1.1   样本选择 ........................................ 16
3.1.2   类目建构 .......................................... 16
4   从“非典”到“新冠”《人民日报》疫情报道的变化及存在问题分析 ............ 35
4.1   《人民日报》疫情报道的进步之处 ..................................... 35
4.1.1   注重信息公开,信息透明度提高 ..................................... 35
4.1.2   注重国家层面的报道,营造正向舆论 ................................ 36
5   《人民日报》对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提升路径 ................................ 44
5.1   扩宽报道内容,提升报道质量 ....................................... 44
5.1.1   喜忧兼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 44
5.1.2   贴近群众,突出人文关怀 ............................................. 44

5   《人民日报》对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提升路径

5.1  扩宽报道内容,提升报道质量
5.1.1  喜忧兼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媒体工作中要树立正确的舆论观,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对于社会中的存在丑恶现象,新闻媒体要直面问题、针砭时弊,进行批评式报道和客观分析。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关系到每一个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产生活,民众对信息的需求极为强烈,公开透明全面地报道疫情,有利于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稳定社会秩序、消除谣言恐慌、引导社会舆论。《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在疫情报道中既要重视报道政府部门的组织行动,解读相关政策;对抗击疫情的中发生的正能量的人和事等正面报道,以起到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同时对于疫情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也不能忽视,而是要采取绝对正视的态度,对各个时期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对负面信息进行报道并非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和恐慌;相反,新媒体时代民众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大幅提升,堵不如疏,积极主动的对负面信息进行公开,能够减少受众的焦虑心理,也可以避免谣言散播引起社会混乱。
对于疫情中一些众说纷纭的负面现象,《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其发声往往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在疫情暴发阶段,应当直面疫情发生以来一些部门和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病房紧缺导致病患入院困难、部分隔离区生活物资紧缺等问题,加大监督力度,纠正其错误做法。此类报道虽然看似是负面报道,但对其报道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玩忽职守的官员零容忍的态度。对此类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也有助于提升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和传播力。当疫情暴发的高峰期过去以后,疫情逐步进入消散期。新闻媒体应当对疫情期间暴露的问题和短板进行总结反思。疫情报道关照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层面,而不是局限于疫情本身。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必须丰富自身的报道视角,从报道全面性上去保障公众知情权,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表  3.2  报道形式编码表
表  3.2  报道形式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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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危害人民生命健康也对政治、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关系社会稳定发展。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科学合理的报道,是媒体的重要责任和担当。《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更是在新闻实践中处于重要地位。本文以疫情报道为窗口,观察从“非典”到“新冠”的十七年来,《人民日报》疫情报道有怎样的进步,又存在哪些短板;反映出其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顺时应势的自我革新与所面临的崭新挑战。
通过对《人民日报》“非典”和“新冠”两次疫情报道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统计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在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正面舆论导向、更重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阅读喜好方面有明显进步;但是也存在如下问题:(1)报道内容层面:报道贴近性有待提升、监督纠错作用不足、缺乏人文关怀。(2)报道形式方面:版面编排单调,报道体裁集中。(3)报道策略方面:预警滞后、报道精准性有待提高。通过对现存问题进行反思,总结出《人民日报》固守正面宣传舆情思维、缺乏专业领域人才、以及时效性落后于新媒体等几大原因。
为此,本文从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策略和新媒体融和三个方面提出一系列策略:(1)报道内容层面:喜忧兼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贴近群众,增加人文关怀(2)报道形式方面:优化版面空间,注重报道体裁多样化(3)报道策略方面:及时发声,严密监测舆情;注重报道科学解读。(4)融媒体层面:发挥新媒体优势,形成矩阵化传播;创新互动形式,提升用户参与度。以此来改善《人民日报》疫情报道目前存在的不足,以期其报道方式更好的适应当下的传播环境。
由于时间有限,加之客观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对于“新冠”疫情的报道搜集截止到进 2020 年 5 月 31 日,而目前疫情仍在肆虐,因此本文缺乏对“新冠”疫情报道全貌的把握。未来希望在此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新冠”疫情后续阶段的报道进行研究,根据不同时期进行阶段性划分,以此探讨不同阶段疫情报道方式和策略的差异性,进而不断提高媒体疫情报道的水平。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