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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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45255 论文编号:sb2021072408382236502 日期:2021-08-12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对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和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狭义绿色税收政策(排污费、环境保护税)强度低,环境保护税征税范围窄、优惠政策缺乏激励性、环境保护税税收收入没有用于环境污染防治。我国中义绿色税收政策在不断优化,随着资源税改革的全面推进,从量定额改从价定率范围的不断推广有效提高了我国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但是资源税仍存在征税范围覆盖不全面、缺乏环保针对性、税率偏低等问题。我国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在总体上看来已具备了相当强度,但现行的广义绿色税收政策体系中的税种多不以生态保护和节约资源为其主要目标,如:消费税等绿色功能弱,征收力度小,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调节作用有限。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能源消费的大量增长,在迅猛发展势头的背后是环境污染。能源环境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调节能减排和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共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问题。
(1)我国能源与环境问题
能源与环境问题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世界性挑战。1972 年,联合国举办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此次会议首次将全球环境纳入讨论体系,并设立了世界环境日。“唯 GDP 论”不再是国际的主流趋势,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起环境问题。1995 年,我国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经济增长不能以大量消耗资源或牺牲环境为代价,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6 年,杭州 G20峰会围绕气候与能源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2019 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再次强调了开发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意义;2021 年 3 月,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等行业绿色化改造。
放眼全球,我国能源消耗、环境污染问题虽有一定改进,但仍旧严峻:《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 年)》显示,我国能源结构有所优化,一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燃料——煤炭的占比由十年前的 72%降至 58%,二是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 29%,占全球增长的 45%;三是能源强度下降 2.2%,近十年的平均降速达 4.0%。但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占 24%;在全球能源的消费增长中,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量是主要来源,高达 34%;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一次能源消费量在 2018 年仍增长了 4.3%,达 2012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此外,从二氧化碳排放来看,2018年我国因能源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碳与近五年0.5%的平均增速相比,大幅反弹,增长至 2.2%。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的 2020 年环境绩效指数(EPI)显示,在被评估的 180 个国家中,中国以 37.3 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在第 120 位,相比十年前上升了 8.4%。但总体来看,中国的 EPI 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比较靠后。国内纵向对比来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2019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2%;PM2.5年平均浓度为 36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PM10 年平均浓度为 6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74.9%,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3.4%,同比下降 3.3 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8 年降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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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是研究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在分析过程中,首先查阅相关文献,梳理基础理论和重要概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作用效果及机理,通过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的作用效果及机理,最后由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行文安排如下:
第 1 章绪论。本章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进行阐述和分析,接着引出本文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绘制技术路线图,最后指明创新点与不足。
第 2 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高耗能行业、绿色税收政策、能源效率进行界定,然后介绍能源效率和绿色税收政策的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以绿色税收政策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为出发点,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找出本文研究切入点。
第 3 章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及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测算。本章首先分析我国绿色税收政策与高耗能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测算出历年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和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分析其趋势。
第 4 章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本章以新古典经济学、波特假说两个理论为主,从长期和短期分析绿色税收政策影响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第 5 章实证分析。本章首先进行研究设计,阐述了实证分析中的样本及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模型构建;然后,本章对基于研究设计得出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分析,根据第 3 章测算得出的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划分时间区间,通过PSM-DID 方法分阶段检验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对结论加以分析。
第 6 章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本章根据前文的机理分析和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并提出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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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绿色税收政策
绿色税收的雏形最早要追溯到 1920 年庇古税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 Pigou 为改善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提出一方面要对企业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征税,另一方面要对企业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进行补贴,利用庇古税平衡企业生产成本与社会成本间的差距,使两者相等[1]。1975 年,绿色税收这一全新概念由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正式提出。《国际税收辞汇》将绿色税收定义为:对污染行业和使用污染物的行为征收的税,以及对投资于保护环境和防治污染的行为给予的税收减免。目前学者们对绿色税收概念的研究分为狭义、中义和广义三种。
狭义的绿色税收政策仅以遏制环境污染为目的,针对企业及个人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征税。狭义绿色税收政策是对环境保护改善功能最强的税种,真正具有这一特征的税种应该是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和与环境保护税一样发挥着环境保护功能的排污费。中义的绿色税收政策是在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基础上的一种扩展,除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外,还把针对资源开发与利用行为的征税也纳入绿色税收的范畴。但中义的绿色税收只考虑了企业及个人污染物排放行为和资源的利用行为,并没有考虑征税后的社会影响。而广义的绿色税收政策则是一种税收体系,在狭义、中义绿色税收政策的基础上,还囊括了其他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相关的税收政策,这些税收政策并不是专门针对环境污染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又确实具有一定的绿化作用,因此将其纳入广义绿色税收的范围之内。广义的绿色税收不仅考虑了环境保护与资源有效利用,还考虑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的各个方面。
目前有关绿色税收政策的界定,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观点:绿色税收政策包括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单独税种,同时还涵盖各税种中促进节约资源的税收政策以及对特殊落后地区消费个别能源的财政补贴。
图 3.1 2004-2018 年我国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
图 3.1 2004-2018 年我国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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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庇古税理论
庇古税理论是经济学家 Pigou 在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基础上拓展形成的,庇古税的目的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1]。外部性是指由于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带来的私人利益或成本与社会利益或成本不一致,从而导致该经济主体私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不一致。进一步理解,正外部性是指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带来社会福利,而企业和个人并没有为此获得私人利益;负外部性则是指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而企业和个人不用为此承担相对应的私人成本。企业为了私人利益无节制地排放污染物、过度开发能源,造成环境污染,这一后果是由社会承担,而非企业。因此,污染环境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
庇古主张通过政府介入,使用行政、经济等手段矫正外部性: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进行补贴,对于具有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征税,以此来调整私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差距。我国的绿色税收政策,如环境保护税,通过对排污企业及个人征税,提高排污经济主体私人成本,使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倒逼企业节能减排;同时,也对企业及个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正外部性行为进行补贴。
2.2.2 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的核心理论之一。效率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一开始,效率用来计算单位时间内员工的工作量,衡量员工的工作能力。Farrell 的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效率理论研究框架,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将效率分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并将技术效率与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frontier,PPF)联系起来,技术效率可以看作是产出与生产边界距离的缩短,技术效率也就是在给定投入条件下的产出能力[6]。随着“帕累托最优”思想的提出[7],可以将效率解释为:在一定时间内,企业内部资源结构一定、其它产出不减少的条件下,没有更优的资源配置能够增加产量,则产出已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由此,本文将企业的效率归纳为:企业在给定投入要素的条件下实现产出最大化或给定产出水平下实现投入最小化的能力。
图 3.2 2004-2018 年我国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
图 3.2 2004-2018 年我国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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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及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测算...................................16
3.1 我国绿色税收政策现状及强度测算..........................16
3.1.1 我国绿色税收政策现状...................................16
3.1.2 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测算................................16
第 4 章 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31
4.1 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短期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31
4.1.1 直接影响机理..............................31
4.1.2 间接影响机理...........................33
第 5 章 实证分析.............................................37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37
5.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37
5.1.2 变量选取与测量.............................38

第 5 章 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5.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分析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高耗能行业和除去高耗能行业以外的其他工业行业 2004-2018 年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并将前者视为实验组,后者视为对照组,以备 PSM 匹配,本文通过如下过程确定研究样本:为统一 2004-2018 年样本数据的口径,本文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对工业行业的 41 个大类分类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对工业行业的 39 个大类分类对样本进行筛选。首先,以 2017 年的分类标准为基础将工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开采辅助活动,其它采矿业五个新增及变化大的行业剔除;其次,将 2012年以前的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将 2012 年以后的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以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后得到 36 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
随后,根据第三章中对我国三种不同口径的绿色税收政策强度进行的测算与分析,选择 2009 年(由于燃油税费改革,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大幅增长)、2012年(由于油气资源税改革,广义及中义绿色税收政策明显增强)、2017 年(我国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中义绿色税收政策明显增强)作为高耗能企业受到绿色税收政策冲击的时间点,在 PSM 处理及均衡性检验满足的基础上选择划分2004-2010年、2010-2015 年、2014-2018 年三个阶段分别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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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税收政策、能源效率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2004-2018 年的绿色税收数据、工业企业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理。首先,测算得到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和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对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和高耗能企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依此划分时间区间。其次,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波特理论就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进行机理分析,建立理论模型。最后,利用 PSM-DID 方法分阶段探讨绿色税收政策对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对我国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和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狭义绿色税收政策(排污费、环境保护税)强度低,环境保护税征税范围窄、优惠政策缺乏激励性、环境保护税税收收入没有用于环境污染防治。我国中义绿色税收政策在不断优化,随着资源税改革的全面推进,从量定额改从价定率范围的不断推广有效提高了我国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但是资源税仍存在征税范围覆盖不全面、缺乏环保针对性、税率偏低等问题。我国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在总体上看来已具备了相当强度,但现行的广义绿色税收政策体系中的税种多不以生态保护和节约资源为其主要目标,如:消费税等绿色功能弱,征收力度小,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调节作用有限。
(2)对我国高耗能企业能源效率和能源利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总体来看,高耗能企业是工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工业企业的 90%,且高耗能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的增长幅度相似,变化趋势为先快速上升,后逐渐趋于平缓;高耗能企业的能源效率平均值呈上升趋势,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也大多保持在 1.1 附近,说明高耗能企业的能源效率整体是进步的。从细分行业来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既是能源消耗最大的,也是收入最高的两个高耗能产业,但近几年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收入在降低,而能源消耗却并未减少,其能源效率在 2018年明显下降,有一定的优化空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煤炭消费占比唯一超过 50%的行业,且能源效率值和生产率指数在 2018 年都是高耗能企业中的最后一位,说明其投入和产出不够合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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