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高端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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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1255 论文编号:sb2021072512595236559 日期:2021-08-13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基于创新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 2013-2018年我国 A 股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高管激励、研发投入、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和技术创新绩效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内,利用多元回归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主效应,并对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以及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揭示了“高管激励—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黑箱。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科技强国。技术创新俨然成为我国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国家获取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主要有外部引进和自主研发两种途径。2018 年中美贸易战,中兴通讯被美方禁止进口芯片等元器件导致公司面临巨大生存危机,不难看出,开展自主研发创新才是我国企业在未来国际经济市场中争夺主动权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随着国家开展“放管服”深化改革、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等举措,我国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从 2015 年的 2.06%增长到 2019 年的 2.23%,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也从 2015 年的第 29 位迅速攀升至 2019 年的第 14 位,但与美国(2.83%)、日本(3.26%)等科技强国相比,我国研发投入仍有不足。企业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以我国高端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如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改变制造业发展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随着创新战略重要性的提升,由两权分离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Jeffrev 等)[1]。有效契约假说提出,合理的契约激励能够促使经理人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Holmstrom 和 Milgropm)[2],引导高管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学者们就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进行了大量探讨,认为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着正向、负向、倒“U”型等关系,对其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3]、内部控制质量[4]、高管资本[5]、制度环境[6]等均会对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然而,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较为复杂,研究单一变量对其主效应的影响难以揭示其中的作用机理。因此,多角度解构高管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于企业实施高管激励机制、多路径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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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以创新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相应实证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总的来看,本文研究内容共分为六大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节主要就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文章创新点进行说明,是对论文整体思路的呈现。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目前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并确定本文研究方向。
第三章为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本章主要介绍了创新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并以这四个理论为基础对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绩效主效应、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推导得出本文主要研究假设。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本章节对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并对主要变量进行定义,最后根据研究假设设计实证模型。
第五章为实证结果与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分析,然后根据实证研究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本章节主要对前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汇总和说明,同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最后对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展望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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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研究综述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上市企业中,高管通常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决策者。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高管缺乏主动创新的动力,合理的激励机制则能引导高管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有效提升研发投入[11],改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为公司经营提供保障[4]。本文分别对股权激励、薪酬激励、晋升激励与技术创新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2.1.1 高管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
作为长期性的物质激励,股权激励在解决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时被普遍采用,对于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意义重大。学者们对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利益趋同假说”认为股权激励能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风险承担水平有效提升[12],自利行为明显消减[13],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14],以此调动管理层进行创新研发的积极性,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15]。Xue 的研究指出,股权激励能促使高管通过“自主研发”的形式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16]。刘宝华和王雷的对比研究也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其研发投资和专利申请量分别提高了40%和 46.2%[17]。
第二,“管理防御假说”认为股权激励负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首先,高管持股会强化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大股东会通过关联交易等形式损害小股东利益,从而使股权激励的效果受到影响[18]。其次,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增加高管对风险的敏感度,导致高管产生风险规避行为。Wright 等的研究指出,过高的股权持有比例将会增加高管对风险的厌恶从而降低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19]。Baysinger 等、田轩和孟清扬也指出,风险厌恶型高管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更倾向于低风险项目,规避高风险的创新项目[20-21],由此导致高管持股和企业技术创新呈反向变动趋势。因此,股权激励不仅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甚至还会抑制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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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2.2.1 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
Griliches 率先将研发投入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生产因素进行研究[46],随后关于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层出不穷。现有研究中,关于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结论主要有线性、非线性与异质性三种。
研发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的增加可以通过创造新知识、研发新技术、生成新资本等形式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47]。并且,增加研发投入还能完成企业对知识、资本的积累,利于企业引入科研人才、购买科研设备,进而通过规模效应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48]。张永安和严嘉欣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也显示,政府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均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并且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加迅速、直接[49]。也有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该观点认为,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存在无效区间,在该区间范围内,研发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负相关,区间范围外则是正相关[50,51]。周衍平等以我国中小板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分析了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研发投资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不仅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呈“倒 U 型”关系,而且企业研发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无效区域,因此企业在进行研发投资时还需要注意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52]。在不同影响因素下,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将研发投入解构为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在不同产业中,各投入成分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53]。并且,由于创新周期、行业等的不同,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也有所不同[54]。
图 3.1 理论研究框架
图 3.1 理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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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2
3.1 概念界定......................................12
3.1.1 技术创新绩效..........................12
3.1.2 高管激励..................................12
第 4 章 研究设计.....................................21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21
4.2 变量定义与测度...................................21
第 5 章 影响机理的实证结果与分析.........................26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26
5.2 相关性分析...............................27

第 5 章 影响机理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解样本的总体特征,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统计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描述性统计及 VIF 检验
表 5.1 描述性统计及 VIF 检验
从表中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8.885,标准差为1.596,说明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绩效差距较大,均值为 3.028,说明大部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处于中下水平。股权激励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751,标准差为 1.748,说明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差距较大,平均值为1.675,说明大部分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较低,企业对高管股权激励的重视尚且不足。薪酬激励的最小值为 13.61,最大值为 17.51,标准差为 0.707,说明薪酬激励在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且企业之间差距相对较小。晋升激励的最小值为 11.28,最大值为 15.15,可以看出晋升激励在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较小。研发投入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233,平均值仅 0.0495,可见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差距较大,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在我国高端制造业企业中依旧存在。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25.97,标准差为 5.805,说明不同公司之间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差距很大,平均值 5.137 远小于最大值,说明在大部分企业中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在我国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还不充分。根据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临界值 10,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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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创新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 2013-2018年我国 A 股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高管激励、研发投入、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和技术创新绩效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内,利用多元回归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主效应,并对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以及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揭示了“高管激励—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黑箱。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薪酬激励的促进效应较强,股权激励的促进效应较弱。薪酬激励在我国企业中的发展已较为成熟,能最大化的激励高管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但股权激励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绩效正相关,股权激励有效实现了高管和股东之间的利益“捆绑”,且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越好,此研究结论支持了赵息和林德林(2019)等的研究,证实了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假说”。在我国制度背景下,薪酬激励能有效弥补高管由于进行创新投资带来的短期利益损失,避免高管短视行为,鼓励高管积极创新,本文研究结论与霍晓萍(2019)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均认为薪酬激励程度越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越好。晋升激励能有效增强高管对企业的忠诚度,让高管更多地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制定公司发展战略,进而提升技术创新绩效以实现企业长期发展,此结论进一步证实了范合君等(2019)的研究成果。
第二,研发投入在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效应。本文实证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在股权激励、薪酬激励、晋升激励和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均发挥中介效应,且在晋升激励、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更大。晋升激励和股权激励能给高管带来企业发展的长期价值,更能增强高管技术创新投入决策的内在动力。高管持股后的剩余利润分配权使得高管在履行受托管理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因此,在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机制下,高管会为了获取长期收益而扩大研发投入从而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晋升激励通过合理的晋升机制提升高管对工作的积极性,通过增强创新投资力度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薪酬激励作为一种短期激励,能够缓解高管风险规避行为,鼓励高管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但通过改变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力度较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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