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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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2566 论文编号:sb2021102713393239161 日期:2021-11-24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不仅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还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民营企业基层党建与税收规避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对于民营企业的税收规避治理,承担社会责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民生福祉具有积极作用。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研究背景
我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看,各行各业中党员代表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其行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组织正在成为我国企业内部治理的一个特殊且必要的组织,不仅嵌入企业并参与企业各项重大决策和决策的监督执行,更重要的是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要求,以及基层党建政策的落实,促使国有企业不断吸收党员人才,高层管理人员也逐渐向党员发展,国有企业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重要原则;相反,民营企业不仅基层党组织不健全,管理层中党员个人的存在也不普遍,且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党组织不能真正嵌入到企业日常经营决策活动中,这表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职位上的“缺失”[1]。为了真正解决民营企业党建“边缘化”的问题,要不断探索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新模式[2]。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并积极参与决策监督,将对民营企业发展规划、道德价值取向和内部结构治理产生巨大影响。
税收是国家政府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一种规范形式,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企业都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是符合社会再分配的需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遵循经济效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但企业缴纳的税收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降低了股东的利益,因此税收被视为企业负担,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采取一系列手段来减轻或免除税负行为,达到避免承担税收缴纳的义务从而为企业留存更多现金流,缓解经济负担[3]。但是企业未曾想过采取此类手段不仅极大的损害了我国财政收入,降低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一旦被发现会对企业声誉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且直接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税收不应该被企业视为一种强制履行的义务,应该是企业主动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已有文献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嵌入会抑制税收规避行为的产生,那么对党组织缺失以及职能边缘化的民营企业来说,税收规避行为是否会随着党组织嵌入治理而减少,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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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研究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之间发挥的作用。首先,以我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民营企业性质、划分范围为背景,通过对变量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以相关理论作为研究依据,初步提出了四个研究假设;接着,选取了 2014-2019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深交易发布 A 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查找所需测量的因变量和中介变量中涉及到的财务数据和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利用 Excel 进行数据整理,使用 Stata 进行数据分析,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在保证数据信度和效度的前提下得出与假设相一致的结论;最后,对全文进行高度概括总结,并结合最新研究和该领域发展现状指出本文的局限性,提出未来对该领域的研究展望。综上所述本论文具体组成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 绪论。该部分介绍本课题背景、意义、思路与方法,以及对比现有文献,说明本文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第二部分 文献综述。该部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思路,查找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局限,从而发现新的研究方向。首先,本文对国内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对企业发展进行研究;接着,分析民营企业采取税收规避行为的原因,并阐述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然后,通过相关文献了解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并通过相关理论基础,假设党组织嵌入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对三者关系所涉及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发现该领域研究局限,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
第三部分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为准确无误的衡量各变量,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的界定,即对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税收规避行为进行定义;其次,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通过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的原因,通过企业文化观分析民营企业采取税收规避行为的原因;最终,围绕三个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关系问题提出假设。
第四部分 研究设计。在第三部分基础上,对自变量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因变量税收规避行为和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控制变量选择合适的衡量标准,并通过查找沪深交易所、CASMAR 数据库、Wind 数据库搜集相关样本数据,并借助已有文献的研究模型建立验证三者关系的新模型,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第五部分 实证分析。该部分是本文定量分析的核心,通过对第四部分数据样本的处理,结合建立的新研究模型,利用 Stata14.0 对筛选出的有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的状态特征、相关性分析变量之间关系密切程度,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以及回归分析验证本文假设是否合理,再通过减少样本来检测模型与数据的稳定性,说明实证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第六部分 研究结论、建议以及前景展望。首先,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通过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与假设相一致的结果,进行高度概括总结,再结合理论基础分析三者相关性存在的原因;其次,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发生提出相关建议;最后,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该领域发展趋势分析本文存在的局限性,描述该领域未来研究展望。
图 1 研究路线技术图
图 1 研究路线技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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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相关性研究
1.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的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不断丰富,40 多年来,我国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治理理论、治理模式、治理经验到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再到如今企业跨界联盟合作、共治共享,研究对象越来越广,包含行业越来越多。我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管理,发现党组织嵌入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党组织嵌入逐渐成为我国公司治理理论发展体系中的新治理模式。学者卢昌崇(1994)在公司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指出在公司治理中必须协调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为代表的新三会和组织结构中以“党委,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会”为代表的老三会之间的关系[4]。
随后,对该领域的研究演变成,提出一系列新的有关企业管理概念界定中衍生的观点,包括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治理等。刘任帆和于增彪(2004)直接提出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即对公司单一结果性指标有影响[5];以及李青原和时梦雪(2018)研究得出公司特征中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会计盈余方面有影响[6];饶品贵等(2017)发现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其高管变更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7]。由以上文献发现,这段时间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党组织嵌入治理的研究存在欠缺,李维安和郝臣等(2019)统计整理 1978-2018 年相关公司治理文献,也发现国内文献大多旨在研究内部治理且单治理要素居多,多治理要素仅占 15.73%,其中党组织嵌入治理、高管治理仅占 19%[8];如今我国进入新时代,把党建作为第一责任来抓,实践检验高质量党建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因此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才再次成为研究热点,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也都肯定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张相林(2011)提出在现代企业战略管理制度的框架下,国有企业的“干部选任机制”,要坚持将"党管干部"与市场化招聘人才机制相结合,但因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党组织职责履行弱化、选任标准可执行度不高、制度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企业还需要不断增强,采取"党管干部"这一举措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制度与机制保障[9],但针对具体如何实现党组织进入企业,如何真正嵌入管理都是待研究的问题。随着研究领域的再次深入,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嵌入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发展模式,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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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税收规避行为相关性研究
1.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扩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其相关概念的界定,近年来,国内文献研究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绩效、高管薪酬等财务指标的影响,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国外学者 Dimitriadis 和 Zilakaki(2019)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形象、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具有积极影响[26]。而在党建这一视角下,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以及民营企业内员工党员身份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彭中华,王媚华和倪佳杰(2015)研究指出民营企业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系越强,企业也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且这类意愿与企业性质无关[27];黄勇坚和刘佳(2020)通过将民营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证明了民营企业董事长拥有共产党员身份时,该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明显更高[28],该结论为本文自变量的维度指标分配提供了参考;冯业栋和宋增基(2019)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公司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也更容易建立起与政府的政治关联[29]。因此不受企业性质影响,有党员身份的人员嵌入企业管理层,或者政企联合发展,对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存在推动作用。还有文献研究表明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民营企业用来建立与政府关联的重要途径,刘建坤与何晓斌(2020)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的机会[30],也就是说承担社会责任能帮助企业家获得与政府的联系。随着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7 年《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等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民营企业纷纷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截至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显示,至 2018 年底非公有制企业数量有所增加。全国现有民营企业已达 1561.4 万,比 2013 年末,同期增加了 1001 万个,增长率高达 178.6%。因此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投入光彩事业,该举措不仅能够拉动国内需求,促进国内公共事业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绿色保卫战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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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4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4
1.相关概念界定.................................. 14
2.理论基础...................................... 17
四、研究设计...................................... 24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4
(二)关键变量定义........................................ 24
五、实证分析...................................... 29
(一)描述性分析.....................30
(二)相关性分析........................... 30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对选取的全样本数据用 Stata14.0 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考察的是自变量、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特征如下表 2:
表 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 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全样本描述性分析的统计结果:其中,BTD 代表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其平均值为 0.0615,最大值为 8.441,最小值为-0.00599。这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避税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有些企业采取了较激进的避税行为,少数公司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也表现出程度较小的税收规避行为;而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变量中,设立基层党组织的企业其均值为 0.706,标准差为 0.456,说明我国民营企业党建程度普及度不高,还有众多民营企业未设立基层党组织;而企业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其变量均值仅有 0.0987,标准差为 0.298,说明内部设立党组织的少数民营企业,其“交叉任职”治理方面落实不够,即党组织未能嵌入到企业内部管理决策层;从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看,最大值为 89,但最小值仅为 0,标准差为 16.36,平均值为 7.781,说明就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整体而言,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都很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不够积极,甚至有不少企业为减轻该项投资成本选择忽视而未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该行为拉低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总体水平;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在财务杠杆、公司规模方面存在差异;根据公司规模来看均值为 22.10,说明我国民营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在我国市场中所占份额显著上升;股权集中度平均值 0.329,最高值 0.889,最小值 0.0527,说明民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有较大差异,除了家族性企业股权较集中,其他行业民营企业的股权再逐渐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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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企业文化观为理论基础,通过收集 2014-2019 年在我国沪深交易所进行交易的 A 股民营上市公司,并查找在润灵环球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所具有的社会责任评级得分,得到 3545 个民营企业样本。接着在 Wind 和国泰安查找该样本相关财务数据,利用 Excel 和 Stata14.0 处理数据来研究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即民营企业设立基层党组织,“交叉任职”即民营企业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的方式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负相关,即有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会更慎重的考虑税收筹划行为,减少税收规避行为。与国有企业相比,上市民营企业仍缺乏政治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不仅处于劣势地位还必须承担较重的税收负担。建立基层党组织可以建立企业与政府的联系,而无需为建立新的交易网络增加寻租成本,并且由于获得了更多创新型技术资源,他们会选择更好地履行其纳税义务。因此,基层党建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具有抑制作用。通过模型二,发现党组织嵌入治理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党组织不仅引导企业重信誉,讲诚信,守信用,自觉加强信用管理,而且引导民营企业嵌入贫困地区的对口支援,为扶贫开发区域提供资源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成立可以带动全体员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性觉悟,树立更完美的企业价值观和文化观;领导干部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为整个企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从而企业也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承担社会责任,顾及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企业获得良好声誉,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过程,不仅在无形之中比竞争对手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优势,也获得政府的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法律保护。通过模型三,发现纳税义务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之一,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其避税动机越小。最后通过模型四,发现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基层党组织嵌入管理与税收规避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总而言之,本文是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治理、税收规避行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三者关系的理论新研究,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参考文献,再借鉴该领域学者的研究模型和变量衡量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收集国内上市民营企业的最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在现有领域的基础上新的拔高,丰富了民营企业治理的理论战略,并对未来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