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探讨范文——以B市涡河污染治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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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23656 论文编号:sb2021091215032538072 日期:2021-09-17 来源:硕博论文网
纵观全文,笔者的研究是通过对涡河的三次污染故事的描述,主要揭示了一直存在的“涡河污染”问题是何时、何因被意识到是问题的过程,之后又是怎样将“涡河污染”问题呈现到大众视野中、而后又被合法化的,以及在“涡河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又是怎样体现出环境问题再建构的过程。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一、有关社会建构论研究
作为建构主义多种理论形态之一的社会建构论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便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各理论学派也都对其进行过梳理介绍,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部分研究认为,社会建构的来源是对社会现实的剖析,而基于现实的可靠性和常识的积累共同营造的社会建构并非单独的建构过程,而是“共同的建构”①。
(一)社会建构论产生背景
社会建构论起源于 1920 年的社会学研究,经过库恩的范式论而深化。1960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针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进行论证,其提出科学的形成过程是不断范式的叠替换,是一个模型替代另一个模型的过程。库恩同时指出,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总是离不开科学的参与,不管这个社会现实是否具备科学性,只要有科学发展的参与痕迹,总可以相对于特定范式而存在。库恩的范式论观点表明了事实的相对性,为社会建构论论证知识的建构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
1966 年,知识社会学家伯格和拉克曼在其著作的《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中进一步提出社会建构的重点和分析角度。其认为社会建构是在于社会现实问题中不同人群的共同意识表达过程,不同的信念交织影响当前的社会建构。不同人群所树立的建构方式使得整体社会问题变得主观化,如何摆脱主观影响,将其客观化是分析的角度。伯格和拉克曼站在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试图突出语言符号在社会建构摆脱主观化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建构中依然显现。因此他们的社会建构思想被认为是社会建构论的先驱人物。许放民从元理论、社会理论、社会实践层面肯定了社会建构论的解放与颠覆意义。他认为人们意识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建构的结果,而非所谓的“本质”,并且注意到所有的社会建构的背后都隐匿着权力关系, 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以解放的启示。②所以社会建构论基本理论框架与实践逻辑不同于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为时下关于社会事实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研究——以 B 市涡河污染治理为例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研究——以 B 市涡河污染治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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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环境问题研究综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产生了“研究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社会影响”的环境社会学(洪大用,1999)。环境问题作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被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客观存续的研究热点之一。从学术角度分析,环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河流的生态破坏与修复工作也是现实存在的工作之一。
(一)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范式评析
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使以关注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的社会学不再能置身事外,社会学家有责任对这些新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社会学在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上已形成多种理论范式,这些理论范式在阐释环境问题方面各持一词。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已有的研究范式都作出过相关评析,以下内容将分别介绍。
1、新生态学范式
1978 年,卡顿(Catton)和邓拉普(Dunlap)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所以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社会现象和变迁的时需考虑到环境的变量。而且受制于传统社会学的影响,针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单纯研究形式主义无法实现真正的解决,可以从自然环境和人的互作作用出发,将自然环境的功能主义理论植入并深化,阐述不同功能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新生态学范式。通过这种新生态学范式,可以对原有社会学基础进行补充和强化,形成自由的研究框架①。
许多学者认为卡顿和邓拉普提出的这种“新生态学范式”虽说是对传统社会学基础的颠覆,但基本没有脱离传统社会学已有的理论与框架,且其理论过于抽象,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上并没有较多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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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索赔与获赔:问题初现

一、初次水污染
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类发展历程中持续存在。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自然资源消耗越来越快,全球面临着人类生存和自然环境矛盾长期共存的状态①。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我国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引发出快速工业化给环境带来的污染问题。
进入 21 世纪,B 市的整体的工业化改革使很多乡镇企业得到快速扩张的机会,其中 D 镇尤为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涡河的污染现象逐渐出现,并且越演越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涡河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在此,本研究调研当时负责涡河第一次污染治理工作的刘科长。据他回忆:“涡河污染问题的出现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而逐步出现。我们当时也是为了落实《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在政策上我们对这些新办的企业一直持鼓励态度,所以在那几年镇上便陆续有企业在这里兴办。其实这对于附近村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们中有很多人不用外出打工,就近企业上班虽然挣得少点,但最起码对家里的照应就多了,村民们也都很愿意这么干”。刘科长的回忆访谈中提及当地企业的兴起与涡河污染的起因有一定关系。据刘科长继续回忆:
“为了支持企业的发展,当初排污渠等容量已经不适应当前企业排污需求,于是他们明着排放到涡河。一开始我们考虑过这些问题,也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谈过话,但是后期还是出现过污染问题。那次污染使一些养鱼户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死鱼现象,好在我们事后积极协调,让企业给养鱼户进行应当的赔偿,养鱼户们也同意这样解决。以后每次再出现这样的事,企业就直接与养鱼户达成赔偿共识就行。”
可以发现,刘科长当时的价值观代表着当时的环保政策导向-“选择息事宁人”,“减少居民投诉”。也正是这种息事宁人的思维导向,导致当时企业排污越来越明目张胆,超过涡河自身容纳处理污水量,最终酿成环境污染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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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污染加剧
前文已经介绍“涡河污染”在城镇化进程初期就已经开始存在了,只是那个时候的涡河污染并不严重,对当地人的生产(尤其是网箱养鱼)、生活的影响也并不大,所以,当地人们并没有觉得客观存在的涡河污染是个“问题”。但是随着接下来的涡河水污染逐渐加剧,当地最先开始爆发养鱼户的死鱼事件,逐渐拉开了涡河污染这层各级政府拼命掩护的“面纱”。
2010 年 3 月,镇政府接到群众的举报,反映养鱼户在涡河内的网箱鱼出现大量死亡。随后相隔 10 天内,共有 16 户养鱼户纷纷反映网箱养殖大量死亡情况。接到相关反应后,镇政府马上组织相关人员赴现场核实情况。据当时第一批到达现场的王专员①描述:
“当时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村民们已聚集在一起,眼瞅着马上到春节了,这次一下死了这么多鱼,可咋办啊?”,“这鱼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过一夜就都翻肚皮了呢?。”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的已经开始议论起来。随后在对全村镇养鱼户调查中发现,这次的死鱼事件共造成 38 户网箱养鱼户的鱼几乎全部死亡(共计约 7800尾)。涡河下游水面上长达 2 个月漂浮大量死鱼,起初养鱼户们都很诧异,以为鱼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性很强的病,所以才一夜间死这么多。但随着有村民举报说企业近几天一直在向河里排放黑臭水体,再加上附近区域内的河水的确变黑发臭,于是养鱼户们开始将矛头对准沿河的企业,一致认为是企业的排污才导致的鱼“集体死亡”。为了进一步了解事件的经过。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研究——以B市涡河污染治理为例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研究——以 B 市涡河污染治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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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闻媒体介入:问题的呈现..............................18
一、污染再现..........................................18
二、首次媒体报道..............................19
三、小结...........................................20
第四章 从大众媒体到上级政府:问题的合法化....................................22
一、养鱼户的扩张...................................22
二、问题的解决阶段..............................23
第五章 环境问题建构中的“遗留问题”.........................................28
一、养鱼新政策...............................28
二、结束“抗争”...................................29

第五章 环境问题建构中的“遗留问题”

一、养鱼新政策
第三次污染事件后,获得赔偿的养鱼户们就已经收到了政府的最后通牒,即办理养殖证才能继续养鱼,否则就立即上岸。但是一些养鱼户认为这只是政府的权宜之计,等过了“风头”他们便可以恢复如初。养鱼户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政府发出正式公告。然而随之而来的红头文件让养鱼户们感到了危机的降临。
2017 年 10 月,随着 D 镇落实《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治理河湖意见》公告的发出,D 镇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沿河非法养殖的清理工作。在此次清理行动中,所有无证养鱼户皆被要求一周内上岸,否则将采取强制性措施。对于此,养鱼户王长贵在访谈中这么说:
问:“简单描述下当时的清理行动是如何展开的?”
答:“那一次清理活动阵仗很大,镇政府联合市执法局共同参与了清理行动,警告我们一周内上岸。”
问:“那你们对于此次的清理活动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也没办法应对啊,政府说咱们没有养殖证,养鱼就是违法的,如果我们不听管控就能把我们抓起来。可世世代代搞养鱼以来也没让办过养殖证呀,所以我们几乎都没有养殖证,有养殖证的几个养鱼户也是后来才加入的。”
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办理养殖证,继续养鱼呢?”
答:“我们也想办证,一方面我们没上过啥学,不知道流程咋走;一方面我们也不想破费那个钱去搞证,养鱼本身也挣不了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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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反思

一、环境问题宣称者的“意外之举”
国家环保部潘岳曾说“中国环境问题已成观念启蒙阶段进入利益博弈阶段,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力量之间必定有一个此起彼伏的拉锯过程。”陈阿江(2008)指出,水污染事件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涡河污染的出现是社会现象的产生,也是社会问题的表现。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社会问题确立过程中的环节, 而是社会问题确立后的延续过程。对应到在“涡河污染”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我们发现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包含建构初始阶段、建构关键阶段和建构决定阶段。
在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初始阶段中,涡河下游的养鱼户是涡河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利益是驱动养鱼户将“涡河污染”建构成环境问题的动力机制所在。利益受损的养鱼户始终围绕着污染赔偿问题来建构“涡河污染”问题,利益成为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涡河污染造成的损失能得到赔偿的时候,村民对涡河污染并不关心。简单地说就是,养鱼户在得知能获得赔偿后,似乎并不想让涡河污染得到解决。
从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关键阶段来看,可以发现养鱼户、新闻媒体、网络媒体、政协委员等共同参与到了“涡河污染”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涡河污染”问题再次得以制度化,成为一个合法的环境问题。这其中的过程不断由问题的僵持阶段转为新闻媒体的再次介入,直至“河长制”的政策实施。根据总结的田野资料,在这一阶段的进程中,作为问题主张者的养鱼户对外宣称的目的是尽快再次获得赔偿,所以最后事件也在赔偿中得到平息。
到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决定阶段,可以发现在大众媒体和政协委员介入和助推下,才逐渐引起 B 市环保及渔牧林业局的重视,媒体报道蜂拥而至,“涡河污染”问题再次呈现在大众面前。随着问题解决,养鱼户似乎成为了“失败者”,因为他们失去了长期以来的“稳定收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