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小说中“失语者”人物形象研究

来源: www.sblunwen.com 发布时间:2020-03-23 论文字数:0字
论文编号: sb2020031923214730023 论文语言:中文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依托,将新时期小说中的部分边缘人物形象划分到了“失语者”的系列,以空间为标准进行分类后,总结了他们异于常人的生存状态、书写原因、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依托,将新时期小说中的部分边缘人物形象划分到了“失语者”的系列,以空间为标准进行分类后,总结了他们异于常人的生存状态、书写原因、形象特征以及该形象的文本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发现,在文学、文化、心理学方面多角度了解产生这些人物形象的病态现实状况,不仅使文学意义上的“失语者”形象谱系更加完整,也提升了该形象在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更是一种对时代发展和世道人心的反思。新时期不同于以往的历史阶段,它以飞速的发展变化演绎着现实生活的多样性,但却使当代社会产生了矛盾的语言观:信息的爆炸制造了新闻和效益,却降低了语言的威信,大量充斥在这时空中的语言,有时显得一文不值,沉默这时便显得尤为重要。苏珊·桑塔格认为“在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里,当联结整个世界的全球电子通讯与航空网络过于迅猛和暴力,……任何话语和图像的持续增殖都会令人感到反感和痛苦。各种不同的因素……共同造成了语言的贬值现象……于是,随着语言威望的下降,沉默的威望开始上升”①,作为话语和主流的对立面,“失语”和边缘日渐受到重视。研究话语,却不妄谈语言,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文学以及当下时空也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指导意义。但本文视野较狭窄,感性论述多于理性分析,没有做到将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比较视野与本文相结合,写作深度较为浅薄,作品选择范围也较为狭小,还值得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探究。

第一章 “失语者”多样的生存状态及“失语”原因

第一节 不同空间中的“失语者”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时空,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失语者”们在生养自己的农村、城镇或跨文化环境等不同的空间中摸爬滚打,以多样的生存状态上演着由不同原因所导演的“默片”,组成了一个新的形象谱系,映射着新时期的社会现实。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提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①,要想进一步研究这一群体,我们有必要走进“失语者”的生存空间来体验他们的生存状态,探索他们“失语”的真相。
一、乡村世界中苦闷的沉默者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古往今来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乡村世界都是永恒的场所。中国作为一个历经几千年风吹雨打的农业大国,农村长天大地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蕴含着中国人最本质的特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落后的技术和恶劣的环境无法实现旱涝保收,大部分农民只能靠天吃饭。这种听天由命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丧失了奋起反抗的战斗力,变得日渐消沉,心灰意冷,在天长日久的流年中,在风吹日晒的大地上,他们因生存的艰难和无法逃离的困境而饱受天灾人祸的摧残,在这样的乡村世界中渐渐活成了一个个苦闷的沉默者。
(一)沉默的孩童
莫言常在小说中塑造有身心缺陷的人物形象,以展示那不完整的身体中迸发的生命力,《透明的红萝卜》中常被人忽视的黑孩却没能展现那种外在的活力。他小时候能说会道,但继母的虐待、他对菊子姑娘的特殊感情、他与小石匠和小铁匠之间的暗自较量以及“战争”等都是他心中的苦闷,这样的生活使他一言不发,从而成为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孩童形象。这些烦恼困扰着处在青春期阶段的黑孩,他没有可倾诉的对象,只好默默地看待整个世界,在沉默中思考,也唯有沉默才能让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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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失语者”形象书写的原因探寻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失语者”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失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角色本身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上。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必然是多种因素合力导致的。所以究其“失语者”形象书写的原因,本文认为可以从社会大环境和作家个人两个方面进行探寻。
一、新时期“人”的发现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进而也对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可改革开放的步伐也给社会环境带来了问题,在利益追逐的商业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越发疏远,人们的内心变得更加焦虑、孤独和压抑,日常生活和人本身的种种问题渐渐成为写作所关注的焦点,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新时期文学创作从而也更加关注这种氛围。虽然中国新时期文化语境结构的核心仍然是政治话语,但相比“新时期文学”的上一个阶段——“十七年文学”,“‘人’的寻求一直是‘新时期’小说的最为明确清晰的走向,也是‘新时期’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别性特征’”①。新时期伊始,对人性、人道的人本主义呼声便此起彼伏,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喊出的“救救孩子”道出了对尊重人性的渴望,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向“人”的回归之路。
从“伤痕文学”暴露问题、批判时代,“反思文学”审视思考社会历史生活,到“零度介入”的“新写实”小说以及形式实验色彩浓厚的“先锋派”小说,各个流派中的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基础上,用更深切的人文情怀观照现实。他们较少塑造“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高大全式典型人物,也较少在作品中歌功颂德,而是开始关注非官方和主流之外的历史和人物,那些被主流标准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开始走入作家们的视野。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小说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高密东北乡,可主人公却不是勤谨坚韧、宁死不屈、代表着农民、继承着传统老农民优秀基因的罗汉大爷;不是率领着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和代表着官方势力的“江小脚”;而是一个可以说是杀人越货,为所欲为的土匪头子余占鳌。他一意孤行,杀花和尚,杀单家父子,杀花脖子……这些人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死。让这样一个野蛮粗鄙的草莽来成为英雄实在是对历史主体的一种解构。但这就是当代作家对“人”和“边缘”的关注,莫言打破了那种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将所有的人物都还原为“人”。余占鳌一切行为以欲望和自身意志为中心,张扬着尼采意义上的酒神精神,也代表了对民族文化、人性源头的思索和追寻。而打破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善恶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规避官方的抗战史,选择一个草莽英雄作为主人公,叙写他的抗战行迹,就是对官方历史主体的一种解构。立体的人物加上有血有肉的故事才让《红高粱》中强烈的生命张力和生存意识更加掷地有声,同时也才体现了莫言的“新”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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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失语者”复杂的形象特性

第一节 身份地位的边缘性
边缘,最早出自《论衡·状留》,指周边部分,临界的意思。生活中的边缘,即与主流相对,悖离主流社会,是一种被排斥和隔离的状态。无论在什么领域,“边缘”都代表着少数和生活在边界的人,自然容易遭人漠视,造成只能生存在狭窄的空间中,从而成为边缘人的后果。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和表达自身情感的最基本的工具,而相对于正常的言语系统,“失语者”存在着言语的匮乏和混乱,他们无法正常向人们表达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人们也不屑于耗费时间精力去走进、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渐渐地,他们由于自己内心的固执和对某种精神的坚守而无法理解现实、适应生活,世人的不理解、嘲笑、谩骂甚至排挤、驱逐也让他们游离于正常的社会之外,成为了社会的边缘群体。但这种边缘状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权力和知识相结合,一步步强化出来的结果。
相对于主流话语而言,反常状态让大多数人产生一种异己感,而为了保持自己的先进性,那些掌握着所谓“真理”的人们首先拿起了武器,以自己的偏见,指控那些不同的人,将之命名为“边缘”。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待“疯人”的态度,证明了这些特定“话语”的存在。中古时期以后,疯人虽然异于常人,却没有遭到人们的蔑视,而是被视作一种神秘的形象;但理性主义时期到来后,人们改变了对“疯癫”的认识,大家以为“疯人”会给社会带来危害,于是将“疯人”与罪犯等一起关进了禁闭室;而十九世纪时,“疯人”又成为了医学研究的对象。“疯癫”本不是一种医学现象,而是一种自然的文明产物,但“疯人”却在接连不断的“声明”中成为了边缘群体。从最开始的“疯癫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 17 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①,到“陷于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在这种审判中,
根据疯人院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监视、谴责和惩罚”②,对待疯人态度的衍变过程说明了人们对异己的排斥和镇压。按照福柯的观点,“声明”是“话语形构”的构成因素,作为一种功能,“声明”随着外界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效力。主体因占据了某个象征权威的“位置”,所以获得了发出“声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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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群体功能的不确定性
“卡里斯马”(Charisma)一词源于宗教文化,属于基督教的范畴,马克斯·韦伯对其展开了系统的学术讨论,将其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卡里斯马典型是艺术符号系统创造的、位于人物结构中心的、与神圣历史动力源相接触的、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人物”①,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现代小说中寻找到很多卡里斯马典型的痕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陷入被所有人误解和迫害的处境,但却是另一种对他中心地位的体现。《创业史》整体展现了中国农村历经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风貌,但却以梁生宝这个新新人类为中心,讲述了他逐渐战胜旧势力掌握话语权的成长故事,其他所有人物包括梁三老汉、郭振山等都是他的陪衬。虽然梁生宝式人物形象过于理想,是“十七年文学”时期小说受到批评家批判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能因时代和文学的局限性而否定了英雄本身,他们身上充溢着的理想、乐观和激情是该典型人物所具有的不可忽略的闪光点。《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与历史一起成长,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是助她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垫脚石,也是她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助力和见证。但王一川认为,文学中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传统在 80 年代前期走向衰落”②,分裂成了一些具有其印迹的碎片,如“泛正剧典型、泛悲剧典型”③等,所以在新时期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具有卡里斯马特征的非卡里斯马典型。“失语者”虽然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但不同于小说中的某些“傻子”、“疯人”形象,“失语者”形象无论是否存在肢体或智力方面的缺陷,其中一部分通过沉默的净化获得一种领袖气质,成为了凝聚整部作品中其他人物的核心,可以将他们视为具有“卡里斯马”特征的“非卡里斯马”典型;而另一部分,是围绕并忠实追随卡里斯马典型的群体,王一川将其称为“次卡里斯马人物”①,他们因历史、文化和自身的局限而“失语”,从而无法获得表达自我的机会,只能听从他人的安排。对正常人来说,发现他们的卡里斯马特征也许是轻而易举的,“失语者”作为边缘人,如何能在劣势的处境中脱颖而出从而被认为具有这种特质是不容易的,从而也更加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是“失语者”,但却因地位、能力的不同而又产生了分歧,这种存在于群体中的不确定性也是“失语者”不容忽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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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失语者”形象的文本价值与现实意义…………………41
第一节 苦难命运的隐喻……………………42
第二节 文本结构的缓冲………………………46
一、叙述视角多样化………………………47
二、结构层次丰富化…………………………48

第三章 “失语者”形象的文本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节 苦难命运的隐喻
自古以来,文学中有着悲惨遭遇的人都在提醒读者关于苦难的话题,《红楼梦》中气数尽失的大家族,《祝福》中被封建社会压迫和灵魂有无问题缠绕的祥林嫂,《寒夜》中自相矛盾、挣扎着的汪文宣一家,《活着》中相继惨死的家人和最后一个存活于世、与老牛相伴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靠卖血养活一家的许三观,《丰乳肥臀》中的受难者母亲,《受活》中靠出卖自己的缺陷而生存的残疾人……苦难乃人生常态,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文学表现的主题之一,苦难孕育了文学中最为沉重的内核,它是人与文学与生俱来的一种基调。“苦难”是一个富有宗教色彩的词汇,所以它似乎给每个苦命的人钦定好了这一生的命运,部分作家透过“失语者”的视角去观察这些苦难,进而完成文学作品中的苦难书写,加重了人类在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上文已经提及,并不是所有“失语者”都患有失语症或存在其他身体官能以及心理的缺陷,但部分有残缺的人以及整个“失语者”群体的边缘人身份,似乎注定了他们将要在短暂的人生中上演一出古希腊式的命运悲剧。作家们在作品中设置一个“失语者”的形象,不让他们开口,不是对他们的遗忘和遮蔽,反而是对弱势群体的良苦用心,只不过,苦难在这里不再虚无缥缈,而是成为了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人身上的实有,残缺就是苦难的表现形式。面对命运的不公,“失语者”群体再次出现了内部的不确定性,有的人受制于外部环境,只能默默忍受着这种困厄;但有些人却拥有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思维,他们不惜用牺牲自己利益的方式去反抗,从而得以超越苦难,甚至从中获得启悟。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失语者”的经历都喻示着他们苦难的命运,只是因对待苦难的态度和做法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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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和“疯癫”话语一样,“失语者”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被理性者的“权力意愿”所定义和分类的,“‘疯狂’的话语的产生,不是由疯人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自命为理性的人所操纵,换句话说,疯狂的定义最终是源于理性者的‘权力意愿’”①。从“五四”到“新时期”,从“零余者”到“失语者”,边缘人物形象群体的逐渐演变和发展过程,用多种可能性丰富了文学中的群体人物形象画廊。但通过对“失语者”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提醒自己,要时刻注意在话语建构的世界观中保持清醒,要在席卷社会的时代浪潮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拒绝做一个沉默的“被定义者”。
虽说“失语者”群体是边缘的,矛盾的,但他们在小说中的价值却是举重若轻的。“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②敢于揭露真相的人越来越少,“失语者”虽无法通过语言实现自身的正常表达,但却用真切的存在和庄严的沉默诉说着真理,证实了权力的力量,丰富了我们的认知,揭示了某些事实真相,他们的现实意义应该得到肯定。
本文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依托,将新时期小说中的部分边缘人物形象划分到了“失语者”的系列,以空间为标准进行分类后,总结了他们异于常人的生存状态、书写原因、形象特征以及该形象的文本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发现,在文学、文化、心理学方面多角度了解产生这些人物形象的病态现实状况,不仅使文学意义上的“失语者”形象谱系更加完整,也提升了该形象在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更是一种对时代发展和世道人心的反思。新时期不同于以往的历史阶段,它以飞速的发展变化演绎着现实生活的多样性,但却使当代社会产生了矛盾的语言观:信息的爆炸制造了新闻和效益,却降低了语言的威信,大量充斥在这时空中的语言,有时显得一文不值,沉默这时便显得尤为重要。苏珊·桑塔格认为“在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里,当联结整个世界的全球电子通讯与航空网络过于迅猛和暴力,……任何话语和图像的持续增殖都会令人感到反感和痛苦。各种不同的因素……共同造成了语言的贬值现象……于是,随着语言威望的下降,沉默的威望开始上升”①,作为话语和主流的对立面,“失语”和边缘日渐受到重视。研究话语,却不妄谈语言,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文学以及当下时空也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指导意义。但本文视野较狭窄,感性论述多于理性分析,没有做到将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比较视野与本文相结合,写作深度较为浅薄,作品选择范围也较为狭小,还值得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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