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视野下的王安忆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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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41522 论文编号:sb2021031111330634896 日期:2021-03-31 来源:硕博论文网
笔者认为在王安忆的笔下,空间中的人物打破原先的封闭状态,在城市与乡野的两极空间与城市三级空间中游走,呈现出不同的活动轨迹。人物在不同层级空间之间的游走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王安忆对于不同的活动轨迹又有着不同的看法态度。对自我封闭型的自觉批判,对主动跨越型的矛盾犹豫,对自我放逐型的给予希望……

第一章 等级分明的空间图景

第一节 “两极”空间——城市与乡野
王安忆本人早年的知青经历使其不断在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之间游走,这也影响了王安忆的创作。城市与乡野的对照,几乎是贯穿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主体性意向。
(一)城市乌托邦的幻灭与阶层意识
作为整体的城市,在七十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抽象的概念,在乡村背景下,被赋予了神话性的功能。
(1)知青想象中的“城市”:逃避乡村苦难的城市幻梦
在王安忆的初期小说创作中,“上海”作为下乡的知青们生长的地方,是做梦也要回去的地方,以至于“上海”在知青们眼中已经被神话成一个完美的存在。
1986 年创作的《六九届初中生》通过初中生雯雯的眼睛看世界,描述了生长在上海小弄堂的雯雯在经历了乡下插队的艰苦磨练之后,几经曲折又奋斗进小县城当了售货员,再后来被知青返城的大潮卷回了上海的经历。雯雯在她插队的大吴庄和上海之间游走,在哪边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雯雯的眼中,大吴庄太偏僻了,“要做几世猪狗,才能投人生呢。她忽然庆幸自己投胎胜利,投到了上海”。①雯雯的庆幸体现出出生在城市空间的人的普遍优越感。以雯雯为代表的下乡知青们,即使人回不去上海,也要将上海的生活方式照搬过来,来弥补永远回不了上海的遗憾。在陈信、袁小昕、雯雯和李小琴等人的眼中,上海是一个完美到不现实的空间,再加上下乡知青本身在乡村空间的过客身份,更是让他们对城市空间充满甜蜜的思念。因此,城市空间在王安忆早期的创作中是下乡知青们心中的一个梦,是高度完美的存在,代表着先进、发达、文明,与乡村空间构成了鲜明的对立。但是,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在王安忆的早年创作中却是模糊不清的,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实体空间,更不如说是一个回不去的知青们想象中“城市”,是一场知青们用以逃避乡村苦难的城市幻梦。正如曾一果在《“乡村记忆”与“城市书写”——当代知青文学的“城乡叙事”》②中提到的,王安忆作品中的下乡知青对城市空间充分认同,对乡村空间极尽排斥。城市甚至在知青们的心目中被打上了“性别色彩”,成为了“母亲”般充满温暖的空间。在王安忆 1991年书写的《歌星日本来》中,“我”离开上海后,甚至觉得是被上海“抛弃”了,离开上海也被她称之为“失城”。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安忆笔下的下乡知青对城市空间是满怀一种自然而然的主人翁心态的,这也决定了知青们在乡村空间生活时对回到城市空间的极度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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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级空间 上层、中层与底层空间
在王安忆的众多作品中,应该说,乡野空间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背景,而城市才是其作品世界的前景。当一个作家带着城市与乡野的大型对照体验进入城市内部时,城市呈现出不同层级的空间对照也是自然的。在她的小说中,首先有一批出身于乡下的主人公,如阿三等人,他们带着梦想而来,但她们注定首先只能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底层,并经受着在王安忆已经深刻认识到其阶层与生命的双重限制的考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如果每个阶级都有其聚居的区域,属于劳动阶级的人无疑比其他人更为孤立。”作为一个对空间具有较强敏感性的作家,王安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作品中体现了出来。
在 90 年代之前,王安忆已经写了不少的小城,“小城”其实是城市与乡村双重空间的重叠。而 1992 年的《米尼》标志着王安忆真正进入了城市书写。米尼是作为一个回城的知青。她的堕落和“原罪”,其实从农村与城市的中间地带——回城的路上开始,正是在这里,她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男人阿康。这几乎注定了她在这个城市的底层地位。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几乎混杂着《小城之恋》中人物的性欲,但在城市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米尼很难得到《小城之恋》中女主人公那样的自我拯救机会。她的命运,既是由于自身的局限(这样一个小人物注定了难以通过自身的觉悟被救赎,哪怕小说中也有她偶然自我清醒的片段),同时也是由阿康、平头、阿康的母亲等一系列人物关系所造成。这就是城市的现状。作者通过米尼,不无悲悯地、甚至是冷酷地审视了这一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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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式多样的空间实验

第一节 公共空间实验
王安忆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作家,也是一个对空间十分敏感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还有大量对公共空间的书写。从王安忆对这些公共空间的书写中,可以看见王安忆对设置一个公共空间作为观察点的意图。如前文所述,王安忆在她的作品中构建与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城乡空间格局和三级空间格局。王安忆本人对这样的空间格局显然是不满的,在她的小说中体现出她为打破和反抗这样的格局作出的种种努力。设置一个公共空间,让不同阶层的人进入这个空间,抹去人物身上的阶层性之后,观察人的个体本身之间发生的碰撞。这就是王安忆的公共空间实验。
早在 1981 年发表在《钟山》上的短篇小说《墙基》就体现出王安忆进行公共空间实验的努力。文章以墙基为界限,分别描写了四九九弄和五零一弄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生活。四九九弄生活的都是平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五零一弄的知识分子,而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墙两边原本互不往来的居民有了来往。这种来往本是粗暴的批斗与被批斗的关系,但是王安忆却以温暖的笔触描写了四九九弄的居民帮助五零一弄的小女孩买鱼,而四九九弄的小男孩也在五零一弄的影响下考上了大学中文系。墙基是两个弄堂之间的公共空间,王安忆有意让墙基倒下,让原本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交往,也互相发现了对方身上的闪光点。但是可惜的是,或许是王安忆自己也意识到,两个阶层偶有来往,互相消除偏见已是难得,让两个阶层的居民真正融入到一起生活的想法过于单纯。于是,她在本篇的结尾无奈地写道:“四九九弄依旧是那么狭小,高低不平。弄堂里的小孩子更多了,因此,便更加拥挤和喧腾。但无论怎么挤,他们也不再到五零一弄来玩,来闹。墙基,还在,横着。高出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①。这篇《墙基》是王安忆初步进行公共空间实验的探索,在这里王安忆就意识到,真正突破阶层的限制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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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异度空间实验
纵观王安忆的小说,会发现王安忆不是一个喜欢一成不变的作家。她在创作中不断地寻求变化与创新,同样也乐于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改变原先的生活轨迹,用某个突发的事件将他们抛到陌生的异度空间去。在 2005 年写成的长篇《遍地枭雄》中,王安忆直接说到了想要进行异度空间实验的意图:“但是要从现实出发,想象武侠的前世,也当是在你我他的世界里,不知怎么一脚踩空,跌进异度空间。”②通过这样的异度空间实验,观察人物个体本身的生命意识。如果说王安忆前期的空间实验是利用公共空间模糊人物阶层的话,那么后期的异度空间实验就是直接利用异度空间改变甚至去除人物原本阶层性,空间实验的意图显得更加明显。
2003 年写成的长篇《桃之夭夭》就初步展现了王安忆异度空间实验的意图。主人公郁晓秋原本是和王琦瑶、妹头、雯雯等人一样是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性,她的母亲是滑稽戏演员,而父亲在她出生以前就因为与贪污公款的女同事私通进了监狱。因为母亲无暇照顾三个孩子,郁晓秋与她的哥哥姐姐从小都是野蛮生长起来的。尤其是郁晓秋,因她是母亲的私生女,更是无人顾及,甚至遭到了弄堂里的流言蜚语的攻击,给她起外号“猫眼”“工场间西施”等等。就连自己的亲哥哥都要在她身上撒气,时不时地殴打她。郁晓秋原本在弄堂里是属于生活在底层的,她的母亲成日带人在家打牌,就连郁晓秋找的对象何民伟也因嫌弃郁晓秋的家境,最终选择抛弃郁晓秋,与家境优良的柯柯在一起。郁晓秋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长大,本以为就这样度过平淡又忧愁的一生。王安忆却用郁晓秋姐姐的难产去世,改变了郁晓秋的人生轨迹,让郁晓秋从自己家转移到了姐夫家。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空间置换,使得郁晓秋在陌生的空间里释放出巨大的生命力,也收获了与姐夫的爱情。而姐姐留下的孩子对郁晓秋喊的一声“妈妈”,更显示出郁晓秋身上散发出的生命活力。王安忆在文章的结尾又特意赞美了一番郁晓秋的生命力:“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农妇,在自然的、室外的体力劳作和粗鲁的爱中长成,生活的。在她身上,找不着‘猫眼’‘工场间西施’的样子,那都是一种特别活跃的生命力跃出体外,形成鲜明的特质。而如今,这种特质又潜进体内更深刻的部位。就像花,尽力绽开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①这也对应了本篇小说的题目《桃之夭夭》,将郁晓秋比作盛开的桃花,表现出王安忆对个体旺盛生命力的推崇与赞美。偶然般的事件带来的空间的置换以及阶层的改变并没有使得郁晓秋放弃劳动,尽管姐夫即她现在的丈夫自研究生毕业后在医药公司上班,收益很多,同事也劝她辞职,反正也有丈夫挣钱,但是她还是坚持自己工作。反观之前抛弃她的何民伟,却遭到妻子的抛弃,最终与安徽籍的女子结婚,合开了一家小饭店,生意并不景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安忆对自食其力的劳动充满希望,是自然的劳动让个体的生命力不断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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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自我放逐型的寄予希望..................45
第四章 空间视角下的文本创新............................49
第一节 空间的叙事功能.............................49
第二节 移动的摄像头:摄像式外视角..........................53

第四章 空间视角下的文本创新
第一节 空间的叙事功能
对于王安忆的小说而言,空间感主要是通过对地理空间(现实空间)的频繁使用来凸显。地理空间在其小说中起到不同的叙事作用,形成王安忆小说空间的独特性。
(一)空间对情节的叙事功能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空间对故事情节起到两类叙事作用。一类是空间的变易往往使故事情节发生转变,推动叙事进程。一类是对空间的细致刻画延缓了叙事节奏,具有淡化情节的功能。
对于第一类空间推动情节转变的叙事功能,主要特征体现为地理空间在一条长长的时间线里流动。长篇小说《长恨歌》有着最为直观的体现。纵观《长恨歌》的章节标题(《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即可发现,王安忆将一段较长的历史切成数个片段,通过数个地理空间呈现出来。王琦瑶从弄堂到片厂,再到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空间的变易标志着时间的流逝。仿佛时间构成了一根链条,又在链条的每一个节点上缀有空间。继《长恨歌》之后再次书写上海传奇的《天香》,也采用了这类叙事手法。纵观《天香》的章节标题,即可发现与《长恨歌》相类似的标题(《桃林》《喜盈门》《莲庵》《楠木楼上》《墨厂》……)《天香》讲述的是晚明,上海县申家“天香园”的兴衰历史。王安忆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题材,依然选择将长长的历史切成数个片段,将桃林、莲庵、楠木楼、墨厂等地理空间缀在时间的节点上,通过对空间的书写来串联起上海“天香园”的历史。除此之外,如前文所述的王安忆小说中的转折空间,也是通过地理空间的变易来实现情节的转折。无论是《广阔天地的一角》中使雯雯得以有机会回顾过往,发现乡村之美的开动的列车,还是《阁楼》中让老王走出无路可走的死循环,释放短暂活力的去往浙江乡下的旅途,以及《姊妹行》中包容受伤的分田与水的开往上海的火车,包括《我爱比尔》中阿三去往的白茅岭,以及越狱后发现处女蛋的农场,《长恨歌》中王琦瑶在遭遇挫折之后用以躲避风头的邬桥,都属于转折空间。这类转折空间与王安忆小说中宏大的城市与乡野空间相比,量都不大,却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成为了不能忽视的存在。微小的转折空间与整体的宏大空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使得王安忆的小说具有了一定的双重感,甚至形成了一种诗意。从空间的叙事功能来看,转折空间代表着情节的开放,意味着对封闭的情节的圈的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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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王安忆从 1980 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呈现出多变的风格与旺盛的创作力。但是,王安忆小说的空间性始终是“变化中的不变”。无论是早期以知青生活为原型的“雯雯”系列,还是后面不断探索讨论的上海城市书写,都离不开王安忆对空间的执着追求。
王安忆的知青经历使得她同时拥有农村空间与城市空间“两极”的生活经验,对于像王安忆这样具有天赋和社会洞察力的作家,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活经验,会转化为小说内在的空间图景。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之间的来回游走也影响了王安忆的创作。城市与乡野的对照,几乎是贯穿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主体性意向。当王安忆带着城市与乡野的大型对照体验进入城市内部时,城市自然呈现出不同层级的空间对照,也就是由底层、中层与上层空间所构成的三级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每个阶级都有其聚居的区域。”①三级空间呈现出阶层分明的格局。
王安忆一直是一个对个体生命意识有着较强关注的作家。出于一个作家对生命探寻的敏感,王安忆试图通过她的空间实验来对秩序井然的权力空间进行反抗与打破。王安忆分别通过设置公共空间,让不同阶层的人进入这个空间,抹去人物身上的阶层性之后,观察人的个体本身之间发生的碰撞的“公共空间实验”;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改变原先的生活轨迹,用某个突发的事件将他们抛到陌生的异度空间去的“异度空间实验”以及人物个体如娜拉一般出走,走出去之后却发现处处都是两极与三级空间,不如享受“出走”这个过程的“未知空间实验”,来激发人物个体的生命意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