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翎四十年代小说的漂泊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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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5266 论文编号:sb2021041314110435170 日期:2021-04-25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结合漂泊者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之旅,路翎一方面写出了他们与传统乡土文化、家族文化的背离,一方面又写出了他们与传统文化难以割断的血缘情感联系。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重点凸显出人物漂泊过程中独特的生命体验,意味着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对两者关系的再审视,这正是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漂泊者形象的价值意义。

第一章 漂泊者的形象类型

第一节 底层漂泊者:被抛掷的离家者
传统农耕社会中,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附着在土地上的地之子生活在一个封闭安稳的地域空间内,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心理性格。实际上,文学史中对底层漂泊者的书写不乏其人。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因社会变动打破了乡土社会的稳定,涌现出一批底层漂泊者。作为生活的记录者,作家创作出一批底层漂泊者形象,附着在土地的底层人民被迫远走他乡,艰难地向传统的生活方式告别。社会秩序和生存环境的剧变更带来了底层漂泊者精神层面的危机感。他们固有的乡土根性和心理积习使得他们难以摆脱土地的制约,虽然离开了传统乡村生活,但内心更多的是离开乡土的断裂和不安。重返过去、重返乡土成为了他们的理想目标。①到四十年代,乡土社会面临着重重困境,翁有为指出 20 世纪 40 年代乡村普遍陷于生存困境的原因有三,一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二是沉重的赋税和各项公共负担造成农民生存之艰难,三是频繁的战乱无法给农业提供安定发展的环境。②随着传统稳定的生活秩序被破坏,人们纷纷被迫离家流浪谋生。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路翎小说中的底层漂泊者很大程度上是被抛掷的离家者,他们的漂泊来自被生活放逐的不可抗因素,这是一种被动的出走。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低级但却必要的两类需求。生理需求包括水、食物等需求,安全需求包括人身安全、资源所有性等需求。在动荡的四十年代,漂泊于乱世的人们显然连这两类低级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底层人物的漂泊最初都是源自陷于生存困境的被动行为。因战争、饥荒、乡场拉壮丁的阴谋等不可控因素,底层人物不得不走上了流浪之路。漂泊成为了底层人物拯救自我、谋求生存发展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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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识型漂泊者:躁动出走的“逆子”
路翎小说中的知识型漂泊者都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家更多的是青春期躁动心理下的逆反行为。青春期是青年发展为成人的过渡期,青年们的心理和生理逐渐成熟,具备变化、发展、反抗、负重的总体特征。其中的“反抗”意识与五四个性解放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有时呈现出一种盲目的、消极的反抗倾向,在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为拒斥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要求和规范。青年们心理特点表现为情绪容易波动,渐渐从家庭游离(又被称为“心理断乳”),产生了更高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信仰追求。他们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在动乱不安、思想多元的时代环境下,极易感染上社会的情绪色彩,产生躁动苦闷的情绪特征。路翎笔下的知识男青年在政治思想方面,很容易陷入激进的口号,因急躁愤懑渴望表达,渴望付诸行动。而新女性则表现为生理层面情欲的躁动和心理层面出走的冲动。故而,笔者认为知识青年所谓的离家出走追寻个性解放在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之外,很大程度上是青春期躁动情绪的发泄和投射。有论者曾说,三四十年代血缘父亲的权威进一步动摇,家庭已经阻拦不住子辈的出走。②路翎笔下的漂泊者如蒋少祖、蒋纯祖和王桂英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缺乏真正的认知,极易受到社会思潮、书本理论的影响,因而他们的出走含有极强的非理性色彩。
《财主底儿女们》之蒋少祖最初的反叛出走纯属一种姿态,他是一位顺应时代思潮的离家者。蒋少祖作为家里第一个叛逆的儿子,年仅十六岁就离家到上海读书以表明与父亲的决裂。小说开篇就为我们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1931 年的“一·二八”战争。蒋少祖显然是新文化运动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时代的叛逆浪潮极大地影响了他。作者展示了当时青年狂热反叛的社会图景——“在这样的时代,倔强的、被新的思想所熏陶了的青年们是多么希望和父亲们决裂。”③机缘巧合之下,蒋少祖并未对社会的召唤加以辨别就被时代浪潮裹挟着走上了反叛之路。可见,蒋少祖之反叛家庭并非因其与家庭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冲突,只是一个缺乏分析能力的青年对时代口号做出的积极却又盲目的响应。他的出走看似是一种个人选择,实际上折射出了个体被时代狂潮支配的躁动情绪。社会心理学认为,“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中,对偏离的恐惧都是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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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漂泊者的个性色彩

第一节 张扬的个性意识
孤独是一种现代性情绪体验,是先觉者与环境相对抗的精神物,象征着个性、自由和精英意识。孤独是路翎笔下漂泊者身上共通的精神气质,是区分拥有个体意志的自我和泯却个性的大众之重要标志。作为审视自己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方式,漂泊者们正是从孤独中获得对人世命运的彻底认识。王卫平也曾说孤独并非是完全消极的东西,它能够给人一种深沉的超越世俗的力量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孤独者常是思想者,孤独感也给予个体挣脱群体束缚后的自由和欢愉①。孤独的经验感受在小说泛化了,是漂泊者们普遍的生存处境,也是共通的精神现象。在动乱的时代氛围下,个体敏感孤独的生命体验被极大地凸显出来,是漂泊者确证人之为人的切实证据。正是在孤独中,漂泊者们对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个性和自由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
赵园曾说:“知识者的精神特征在家族性格中被成倍放大了。”②蒋家的儿女普遍拥有“绝对孤独”的精神气质。蒋家的儿女不仅在漂泊后表现出一种与他人对立的反抗意识,其实在离家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孤独的精神气质。试看蒋纯祖在家姐生日会上的初次亮相:“一个穿短裤的、兴奋而粗野的少年跳上了门槛,他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大家,怀着一种敌意”③。从中流露出蒋纯祖极为敏感又充满精神优越感的性格特征,这一精神气质也贯穿了他漂泊的一生,他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激赏自己。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但迷恋和欣赏这种孤独,认定了自己要走一条“险恶的、英雄的道路”,继续迈向了苦痛又悲壮的漂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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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两极对立的关系
路翎笔下的漂泊者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与他者、环境极易产生对立冲突。从漂泊者与女性的恋爱关系来看,无论是思想情感还是行为方式,漂泊者们乐于去追求爱情而不走入婚姻生活,“恋爱”成为诠释“自由”的一种方式③,表达了对现实生活、伦理秩序的反抗,展现出人物对“绝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婚姻,既是男女自愿结合的产物,却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一旦结为夫妻,将会受到法律、伦理的约束。路翎笔下的漂泊者显然不愿意受到此种束缚。就连路翎自己也久久困惑于结婚这一人生大事。他曾在信中表露出自己对于结婚的惶惑:“我底‘势将提到结婚’的这件事,现在还引起颇多的惶惑。这也是一个战争。”④并为此征求胡风的看法。胡风的回应是;“顶好的方式是朋友结婚,不住在一起,也不必取合法关系……生活上双方不彼此拖累,且精神上可以竞走。当然,还有一种重要的事情:不能生孩子。”但路翎仍困惑于此,1944年3 月10日致胡风的信中他写道“:一直在想着‘结婚’一类的问题”,并提出疑问:“目前我们底女子她们‘心里的力量’是什么?有几个能有‘人类的、社会的’力量?”⑤其笔下的漂泊者也表现出对婚姻的惶惑,但最终都宁愿追逐爱情和两性关系,也要舍弃掉婚姻。如《饥饿的郭素娥》之张振山,《谷》之林伟奇,《旅途》之何意冰,《财主底儿女们》之蒋纯祖。他们极度害怕自己沉入现实的生活中,害怕走进婚姻,本质是害怕会贬抑自己的个性和丧失自我的独立性。因而,这些漂泊者们总将自我置于孤傲的境地,即便拥有了短暂的幸福也弃绝之,再度漂泊。
张振山是一个拒绝被女人缠在裤带上的强有力的流浪汉,他极度害怕自己的个性遭到贬损,因此当他陷入到与郭素娥的恋爱之中,认为她会妨害他走上壮阔的人生道路。他对郭素娥直言:“在你面前,我觉得我不是张振山,只是一个男人了,这叫我怀恨。”①对个性的执着是张振山突出的性格特征。在男女关系中,张振山对郭素娥更多的不是爱,而是征服欲。攻击性和征服欲都是他实现自己、确证自我价值的途径。《谷》中,林伟奇内心恋爱与结婚的冲突也是难以调和的。恋爱加深了他的理智和情感、浪漫的理想主义的心情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林伟奇和左莎“虽然是恋人关系,却很少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关系……他是以为:一切能够这样已经很好了。……他不能够想到结婚或与结婚同样的实际方式,虽然他是那样多那样强烈地冀求着爱情。”②其中当然不乏林伟奇软弱胆小的性格因素。作为一个脆弱孤独的人,他时常害怕分离:“恋爱同时,就被不幸的预感所袭击,朦胧地构想着他和左莎的悲惨的分离”。③但最主要且致命的是,林伟奇内心深处对理想、自我的精神追求与婚姻、现实的日常生活是绝不兼容的,正如他的自白:“在艰难的理想的道路上,你要后悔的。你不能忍受她所需要的日常的家庭生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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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漂泊者的回归色彩.............................31
第一节 漂泊者的精神返乡....................................31
第二节 “逆子”的忏悔意识.............................35
第三节 漂泊者的归乡之旅.................................39
第四章 漂泊者形象的价值意义..................................41
第一节 对个性解放的再认识..................................41
第二节 对家文化的再认识..................48

第四章 漂泊者形象的价值意义

第一节 对个性解放的再认识
在四十年代救亡压倒启蒙的大形势下,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仍在艰难地捍卫着启蒙的价值。路翎在与舒芜的通信时曾十分笃定地指出:目前的中国最缺少的是“个性解放”。在他看来,个性解放是抵制封建主义的武器,也是解决彼时文坛不良倾向的有力武器。然而,中国的启蒙运动还未深入发展下去,就先后迎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政治革命取代了思想革命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路翎也曾在书信中不无惋惜地说道:“他底哥哥(蒋蔚祖),就是那优柔、无能的人,他是在畸形里被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变得苍白,在那个时候(这可以大概说是‘五四’——‘九一八’),无数的花不能结子就萎谢了。土壤是肥沃的,把根伸得深一点就好了。”①这段话透露出路翎因种种原因导致启蒙被搁置的遗憾。
民族战争形势下,路翎继承了五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皖南事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战成为了持续的日常生活。在解放区人民的自觉和崛起的鲜明对比之下,国统区的人民仍处于横暴的统治之下又负担着自己的弱点,人民斗争出现了暂时的沉寂,这种苦闷的现实构成了作家的苦闷心理。同样的,路翎在《求爱·后记》中写道:“从一九四四到现在两年内……我所接触到的东西大半是非常沉闷,带着一种黯淡的性质;巨大的思想内容被浓烟遮盖着而窒息了”②,而在《在铁炼中·后记》中,他说自己的小说“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面,在窒息的日子当中写出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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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创作了一批漂泊者形象,大体可分为知识型漂泊者和底层漂泊者,与现代文学前两个十年的漂泊者形象对比,路翎笔下的漂泊人物既有继承也有突破。
从知识型漂泊者形象的精神特征来看,路翎笔下的知识型漂泊者与启蒙的个性解放精神存在一脉相承之处,他们延续了五四以来“出走”的经典模式,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主动踏上了精神漂泊之路。与二十年代郭沫若、郁达夫笔下感伤脆弱的漂泊者形象相比,他们更多了几分寻求自我拯救、追寻个性自由的勇气与自信。然而,区别于五四新文学中关注“出走”这一行为本身具有的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路翎敏锐地察觉到知识青年要求个性解放存在的盲动性,且更为关注于人物“出走”之后的漂泊过程和状态,他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知识型漂泊者面临的个性解放与集体解放的艰难心路历程,最终采取了具有封闭倾向的叙事结构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的反思,削弱了有关启蒙话语的表达。知识型漂泊者具备了隐喻色彩,他们的精神探索历程隐喻着民族灵魂和民族文化的重铸。漂泊者追寻自由的失败意味着以西方的价值规范构建主体的失败,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审视和价值重估。五四新文学对传统家文化持彻底否定态度,父子的冲突往往象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冲突在路翎的逆子与父亲关系中并无太多体现,他更多地揭示出知识青年离家的躁动心理动因,以及他们漂泊过程中与父亲无法割断的血缘联系,意味着路翎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之外,更多了理性反思。
至于路翎笔下的底层漂泊者,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二十年代被迫离土的农民产生的物质困苦和精神悲哀的主题,表达了作者对底层人物的同情怜悯。虽然他们的生活空间发生了变化,但仍对过去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保有眷恋之情,精神上产生了悲凉无托的漂泊感。同时,部分底层漂泊者与三十年代艾芜笔下富有生命强力的人物也有共通之处,他们勇于反抗,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有所不同的是,路翎小说中的底层漂泊者所富有的原始强力远不如艾芜笔下那般积极乐观,他们整体上呈现为未冲决的苦闷和强打精神的振作,增添了几分悲壮而痛苦的漂泊情绪,这无疑又消解了漂泊者原本追求个性自由的意图,表明了对执着追寻“自我”的漂泊者的质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