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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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2055 论文编号:sb2021041414135635186 日期:2021-04-27 来源:硕博论文网
笔者认为当历史的重大问题折射到个人身上,除了个体生命的左右矛盾难以分解外,外界的声音也可能将其置身于时间的长河而无人问津,但这终究无法遮蔽个体生命原本的底色。有学者曾把曹聚仁和陈寅恪联系起来,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异数,曹聚仁一生命途多舛,在文学界、史学家、政界、新闻界等不安定的摇摆和浮沉,使海内外人士数年来不曾亲近其人和作品。作为小众的、非主流作家的个例,外界关注的往往出于一种猎奇探秘心理关注曹聚仁的其人其事,而对于其文显少问津,使得其文在学术圈只是掀起了零星的波澜。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希望曹聚仁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第一章 曹聚仁的文学活动:从大陆到香港

第一节 大陆时期: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
曹聚仁(1900—1972),浙江省浦江县墩头镇蒋畈村人,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韩泽、土老儿、阿挺、沁园等。父亲曹梦岐是一个具有康梁维新思想的秀才,旨在乡间普及教育,宣传新观念,由此创办了育才学校。曹聚仁幼年时期,就在父亲创办的这所学校念书。
1915 年曹聚仁到杭州报考清华学校中等科落第后,第二年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预科,次年升入本科,这五年的求学生涯,在曹聚仁的一生中都关系重大,在这里,他结识了影响一生的师友,即后来多次在文章中提及了“一师”的“前后四大金刚”,前有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叔同,后有朱自清、俞平伯等人;1919 年春天,五四运动像一股狂潮席卷全国各界,浙江“一师”成了其重要的文化阵地,学生们组织了自治会。特别是当时发生的“留经运动”和“非孝”事件在一师爆发,浙江当局和进步师生两股新旧势力的较量引发了学潮。曹聚仁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当时学潮的组织宣传者之一,在《申报》和《民国日报》的通讯栏上多次发表新闻电讯刊,这也是他文学才能的初显。
1921 年毕业后,曹聚仁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院、民国女中、上海大学附中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担任国文教师,对于一个五年制师范的毕业生一直在做大学教授,他后来解释道:“当时受了先父和单不庵师的古文遗产,大学教本中的教材,大体还可以了解得应付得过去”①;1922 年为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做记录,后编成《国学概论》,自此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1927 年他在目睹大革命的失败后,为远离政治漩涡,于极度失望之余,到西湖孤山跟从单不庵在文澜阁整理四库全书,最终觉得故纸堆不是年轻人的久留之地,于是年底返沪;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似乎沉默不下去了”,②遂与友人曹礼吾、陈子展等人创办了《涛声》周刊,以“乌鸦”自称,标榜“虚无主义”,期间鲁迅还多次为《涛声》发声,这也是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之始,在混乱的时局中,《涛声》经过停刊、复刊几经转折后最终于 1933 年被当局封禁;1934 年,与陈望道、徐懋庸、夏丏尊、叶圣陶、陈子展、乐嗣炳等 6 人提倡“大众语”运动,由七个人轮流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言论;1935 年曹聚仁与徐懋庸创办了《芒种》半月刊,又和陈望道等人创办了《太白》杂志,这两个杂志作为载道派的阵地,与林语堂《人间世》的“闲适风”发生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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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香港时期:南行与北归
1949 年,曹聚仁在上海静观默察一年。面对新旧交替、百废俱兴的局面,1950年 7 月,他决定南行去香港。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首先最直接的原因便是自 1949 年 5 月以来,曹聚仁便赋闲在家,一家八九口无以为生,经济的困窘迫使他向外寻求新的谋生环境,重新卖文以维持家庭的生计;促使曹聚仁只身赴港的一个更大原因则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南行的几个月前,他就开始踌躇:“我对于中共政权,一半是留恋,一半是旁观,因为我一向对政治没有兴趣,却对政治内幕有相当了解,作为去国海外的‘马尔塞尔’,心头别有滋味的。‘南来’对于我,也可说是一种不可消解的矛盾!”②那年 6 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警示了曹聚仁,砖头砌到墙头和落在墙边两种不同的命运触发了他对自身立场的重新审视。一方面他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认为其领导着一个刚从封建社会蜕变出来的国家进入了了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但另一方面内心又渴求着香港不受党派拘束、较自由的创作天地;加上他好奇当时整个世界的动态和局势,疑心自己身在上海,有坐井观天的狭隘,于是“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而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①1950 年夏,曹聚仁终于下定决定离开上海,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定居香港之初,曹聚仁重操旧业,应林霭民之邀,任《星岛日报》的主笔,连续发表数篇专栏文章,但抵港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南来篇》,声称“我从光明中来”,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新气象,这与当时的香港的主流报纸所言大相径庭,一时之间,招致了左派和右派的双重夹击,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但自此开始他便心系大陆时局,“他的文章毛泽东看到了,指示周恩来派人动员他,要他回过来看看真相”。②于是 1956 年,他首次回国访京,得到了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据统计此后至 1959 年三年中他曾 11 次北行。这段所感所闻后来被他编撰成“北行”系列(《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和《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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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创作的内容

第一节 战地剪影
丰富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人生体验,是形成作家创作世界的重要来源。计红芳在《南来香港的作家身份建构》中说道:“‘南来’作家在进行身份构建和书写时,那份沉重复杂的内地经验始终是他们确认自我挥之不去的心结”。①曹聚仁就是带着沉甸甸的内陆记忆南来香港的,这在他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些经历使得曹聚仁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显得“杂”而“散”。
全面抗战八年,曹聚仁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冒着枪林弹雨,走南闯北,在东战场的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采访,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发表在当时的《立报》、《大晚报》上,到港后又陆续补充了诸多关于抗战的回忆,这段戎马书生的岁月后来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发表后被编录到他的《采访本记》和《采访外记》中,除此之外,他的报告文学集即“采访”系列,还包括了记录国共内战的《采访二记》、记录解放军进入上海到朝鲜战争爆发的《采访三记》等,晚年《我与我的世界》也纪实了大量的抗战画卷,可以说是书写了一个战时的小型社会。
首先最直接的便是战争场面的回顾。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曹聚仁沿着时间的轨迹,给我们勾画着战时的轮廓,他真实地还原着当时淞沪会战、华北防御战、南京防御战等重大的战役,但与传统民众想象的战场略有不同,“我们笔下欢喜用‘刺刀冲锋’、肉搏、‘杀杀杀’的字眼,也幻想着游击队的神话。哪知,真正的战场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②,他笔下的战争抹去了传统战争叙事大战三百回合的宏伟气势和浓烈的火药味,更多带有了细碎化和平淡化的色彩。如描述“平型关大捷”这一战役时,他主要细致的介绍了战前局势,“这时从丘陵方向又开来一个旅团,约四千人的兵力;前面是百余辆汽车,紧接着是二百余辆马车,后面是少数骑兵,完全连成一线,走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内  ”,而对于激烈的战斗局面只做了简短的概述:“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短兵肉搏,我军全线展开猛烈突击,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全是手榴弹蛋声和喊杀声”③;曹聚仁还多展示日常状态下的战争,如在追述“抚河行进”时,给我们呈现了昼夜前线的不同情形,“第一线士兵,白昼伏处在深壕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④而到了傍晚或佛晓,则往往是敌兵来攻,或我军来袭,沉静的黑夜常创造了惊人听闻的传奇;除对战场战局的简单直述外,曹聚仁也写战神拂过后的满目疮痍,历经轰炸、焚掠的村落和城市,只留下焦土和废墟,不过这部分文字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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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与山水
史学家房龙把历史看做是地理的第四度,认为它赋予地理以时间与意义。纵观曹聚仁在港时期的著述名称,如《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上海春秋》、《蒋畈六十年》、《文坛三忆》,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史学印记。他自己也说,“笔者个人的兴趣,一直是在史学方面;对于文学,只能说得上是业余兼职。”⑥于是,他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要么直接书写历史,要么打上历史的烙印,这尤其表现在“行记”和“北行”系列中,“史与地的交织”贯穿在他的所读之书和所游之地中,除了书写历史、他也记录山川风物和民俗,由此他的作品实现了人文历史与山川风物的对话。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直接书写历史的内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追溯历史,包括学术史、社会史、地方史、人物史等一些史学题材的书写;一类是在游记和行记中承载历史。
在历史的直接呈现中,首先是大量的学术史的书写。作为最后一位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曹聚仁深得其国学的造诣,其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起缘于报章连载的《听涛室随笔》,面对纷繁复杂的学识材料,他以时序为经、以流派为纬,用随笔的形式叙述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起源和流变。从先秦诸子散文谈起,从历史脉络上梳理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清代经学、晥学、吴学等,同时,他还在每处细节上追求历史的真实感,如在引“国学”两字时,他就索源到了清代今文学派的大师皮锡瑞,并对其生平和治经的历程进行了详细铺叙;其次是社会史的书写。最具典型的是《中国近百年史话》,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言说到“五四”的前夜,把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次串联起来,展现了中国近百年社会的风起云涌。“采访”系列、“北行”系列也无一不是对社会历史的书写。《采访本记》记录的是抗战爆发前夕到全面爆发这一段时期;《采访外记》主要记录八年抗战;《采访二记》叙国共内战时期两条线上的战时及活动;《采访三记》记解放军进入上海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期;《采访新记》记述的是解放后在香港对中共主政下大陆的观察。同样,《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也是顺着时间的经线,展示曹聚仁所访下新中国的发展风貌;地方志史作为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情况,涵盖着较为驳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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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特色 .................................20
第一节 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观照........................20
第二节 浓厚的乡土情结................................24
第三节 多重矛盾下复杂的情感体验..................................28
第四章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创作的价值与地位 ...........................40
第一节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特色成因探析............................40
第二节 不拘于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书写..........................43
第三节 在两岸的夹缝中生存........................................46

第四章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创作的价值与地位

第一节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特色成因探析
纵观曹聚仁的香港时期创作的散文,从文学到历史、从乡土到国家、从高亢到平和、从理智到情感,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特色上,都呈现了一种杂乱而散漫的状态。这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广博的学术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是复杂的人生经历。在现代作家中,曹聚仁的经历带有谜一般的色彩,他既是教授、学者,又是报人、编辑、记者,还是文坛上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他既是在大陆成长起来有声望的名人,也是在香港生活过的“南来作家”。“杂家”的身份,使得曹聚仁接触了其他作家少接触到的新闻界、政界,还有独特的战地生活、香港的生活体验,“北行”经历等,这些都使得曹聚仁创作散文时有了更丰富的素材,更阔大的视野,这也注定着他的创作不会拘于某一种风格,而是呈现了复杂多样的风貌。自 1921 年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复刊《觉悟》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失望的旅行》开始,曹聚仁便初入文坛。作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将其讲课笔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令他声名鹊起。两年后,便被上海艺术科学院聘为教授,在其教授生涯中,他多担任国文和史学教授,这就使得他在授课的同时接触和钻研了更多文史知识,为他的散文书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聚仁自 1937 年从书斋转向战场后,便开始了战地记者的生涯,“战场生活是我一生所梦想不到的生活;在我的一生,这是最意义的活的课程,比走上讲台有趣的多”①。残酷的战场生活使他远离了学术的空中楼阁,实地考察、搜集了新鲜的史料,他的的脚步行至全国各地,看遍了各地的风景掌故,其中,新闻人的职业素养,也使得曹聚仁在行文的过程中,无论是字词的推敲,还是文章的逻辑,都力求严谨;中央特派员记者的身份和国共之间联系人的身份注定着曹聚仁与政治的关系扑朔迷离,除了要在文人相妒的圈子里挣扎,他也常常陷入政治的苦闷。1935 年前后,他曾是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上海各界代表在湖社机会组织救国会时,曹聚仁被推选为常务委员,这才使他有了投军救亡的想法。1942 年他进入赣南的圈子,成为蒋氏的幕僚,1944 年因政治圈子的混乱又回到上海望平街的新闻战线上。特别是 1950 在港《星岛日报》上发表《南来篇》招致几方攻击,到 1956年,曹聚仁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思想由此开始发生转变,但仍然没能获得政治的完全认可,尴尬的处境一直伴随他的一生,甚至他死后,“反动文人”这样的帽子仍扣在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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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云集的大背景下,曹聚仁可以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自 1950 年离开上海到香港,他由上海作家成为了香港作家,其创作的内容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在港的最后岁月里他的身世被染上了政治的迷雾,但此时他散文的创作也达到了高峰,本论文将曹聚仁这一时期的散文集结成了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在其中去发现其价值之所在。
曹聚仁作为自由的书写者,其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驳杂的学术训练使得他香港时期的散文书写在内容和创作风格上呈现出多彩的风貌。内容上,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从大陆的经历展开来说,有力图还原抗日战争前线以及背后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文学;有像史学家一样记录的学术史、地方志史等;有醉心于祖国山川和历史古迹的游记;有记录至亲好友与师生的回忆录;有记录自己心路历程与思想转变的传记等。内容、体裁的纷繁复杂也就注定了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无法形成固定统一的风格走向,显得驳杂而散漫,在这其中,文与史的交织、浓厚的乡土情、复杂多样的情感体验与冲突、大陆文化想象与香港形象的建构是其散文书写的突出特征。曹聚仁这种复杂的文风是一个特别的个例。大陆经历让他有着丰富的创作源泉,大陆文学给了他充足的养分,他把这种传统带入了香港的同时,又不断接受香港本土的影响,于是,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打上了两岸文学的烙印,既有大陆传统文学中严肃的一面,又有着香港专栏报刊文学幽默趣味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两岸文坛、政治、商业的特殊语境下,曹聚仁的散文书写也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他恪守着自己精神的自由园地,使得其散文纯文学的一面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同时其散文发扬着“五四”散文的优秀传统,这在当时的语境下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后来沟通两岸文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历史的重大问题折射到个人身上,除了个体生命的左右矛盾难以分解外,外界的声音也可能将其置身于时间的长河而无人问津,但这终究无法遮蔽个体生命原本的底色。有学者曾把曹聚仁和陈寅恪联系起来,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异数,曹聚仁一生命途多舛,在文学界、史学家、政界、新闻界等不安定的摇摆和浮沉,使海内外人士数年来不曾亲近其人和作品。作为小众的、非主流作家的个例,外界关注的往往出于一种猎奇探秘心理关注曹聚仁的其人其事,而对于其文显少问津,使得其文在学术圈只是掀起了零星的波澜。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希望曹聚仁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