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后“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研究

论文价格:150元/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编辑:vicky 点击次数:198
论文字数:55655 论文编号:sb2021042914025035354 日期:2021-05-15 来源:硕博论文网
笔者认为“厂区电影”不是历史历史研究,不是文献考辩和逻辑论证,它反映的是国企改制后工人的生活,以及后革命时代表现出来的种种后遗症,表达着创作者对国企改制的态度,与社会公众分享着工人群体的创伤记忆。在国营工厂这一空间遭遇精神和文化双重出走的困境之时,“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重新将工人群体及其内在勾连的历史从边缘拉回了公众的视野之中,在此之中创伤叙事无疑蕴含了积极而正面的塑造力量。一方面,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与公众的个体记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时代衍进

第一节 暴露创伤:纪实性的叙述与言说
20 世纪 90 年代末,经历了国企改制大规模的“下岗潮”之后,一些较为先锋的电影创作者带着强烈介入现实的色彩,直面个体在改制中所遭受的创伤,最先以纪实性的方式对国企改制所带来的创伤记忆进行了叙述和言说。在 2008 年以前出现的影片中,主要有由导演亲历厂区拍摄下的珍贵纪录片《铁西区》(2003 年),和以此题材为背景拍摄的半纪实、半虚构式影片《二十四城记》(2008 年)。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出于对“正史和宏大叙事所遮蔽真相的修正与信息的补充”①,影片以期用不同于官方宣传体式的纪实方式将国企改制下国营工厂全景式的衰败真实、客观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呈现了小人物在改制浪潮中的创伤性体验。
一、纪实影像的追求
半个世纪的时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是轻轻一瞥,但落到每一个工人心灵而言,却是扎实而深刻的记忆。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成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文艺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大量工业题材电影随之涌现,一大批怀揣着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和建设热情的工人形象登上主流银幕,工人阶级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在当时的电影中凸显得淋漓尽致。20 世纪 90 年代末,传统工业基地积重难返,在这段改制的进程中,曾经的“工人老大哥”不得不艰难地抛去身份上的优越,被迫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裹挟前行。由改制所波及的“下岗潮”使工人群体内部发生了急剧的阶层分化,工人的地位一落再落,甚至无奈地沦落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场国企改制,成为了改变数万中国工人命运的大事件,也预示着工人面貌在银幕建构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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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消解创伤:喜剧式的抚慰与和解
随着经济格局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国企改制所触发的敏感问题逐渐带来了社会各界更为公开化的讨论。在经济学界,特别是“郎咸平事件”①之后,公开讨论了国企改制之后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思想界,汪晖在 2004 年的一篇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中也通过江苏通裕集团的个案,对转型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态进行了批判分析,引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广泛争议。②与此同时,伴随着电影行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属性也日益增强。
对“厂区电影”而言,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电影内部随之产生了新的改变。2008年,在经历了运用纪实性的影像表达国企改制的历史创伤之后,“厂区电影”对于国企改制的创伤叙事逐渐由冰冷、颓唐地暴露创伤转向了喜剧式的抚慰与和解。一些聚焦于国企改制的影片如《耳朵大有福》(2008 年)、《钢的琴》(2010 年)开始通过喜剧的方式对国企改制的创伤进行消解,这种变化使得“厂区电影”所呈现的重点不再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用一种调侃而荒诞的喜剧方式来展开原本沉重的题材,用这种方式以此来消解国企改制的创伤,在底层的创伤叙事的话语之中,工人个体的创伤记忆逐渐从边缘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之中。
一、悲喜交错的风格
2008 年,一部名为《耳朵大有福》(张猛导演,范伟饰)春节贺岁档喜剧在影院上映。与此前国企改制低沉喑哑的苦难书写不同,影片虽是展现国企改制后一名退休工人艰难的生活,但却避开了创伤图景的直接表现,其着眼点落足于一名下岗失业的小人物,将他艰涩的生活披上了喜剧的“外衣”,使观众在与主人公共同经历一连串故事之后,感受到渗透在影片一帧一影间“含笑的痛”。
此后,另一部同样反映国企改制后下岗工人生活的电影《钢的琴》(2010,张猛导演,秦海璐等饰)以荒诞写实的喜剧故事讲述了东北下岗工人的迷惘与失落,消解了国企改制的创伤,深深触动了观众内心深处的现实经验。由此,以张猛为代表形成了一股叙述国企改制历史的新范式,揭开了“厂区电影”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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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厂区电影”中的空间与身体

第一节 “厂区电影”中创伤叙事的空间
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在《空间与政治》一书的序言中曾写道:“每一个社会都会产生出它自己的空间”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空间是不仅一种物理的表现,也是人类认识的重要向度,空间的呈现承载着社会生活的内容,往往隐含着创作者所要传达的某种观念或者意识。在电影的各种叙事元素中,空间是导演对现实空间进行取舍、表现和重组的结果,是导演运用电影的表现手段建构而成的叙事媒介。这也意味着,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空间不仅是叙述故事情节的工具,也是表达导演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中介。②在“厂区电影”之中,导演对于厂区日常生活空间的营造和意象的建构,深切地映照着国企改制的记忆,并在影像呈现的过程中对改制的创伤记忆进行了隐性地书写和潜在地表达。
一、隐形书写:国营厂区的空间呈现
在“厂区电影”中,“厂区”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工厂在内的工业的景观,还包括在这种特殊制度下形成的工人社区。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制的大调整,国营工厂向市场化进一步转型,厂区大院曾经赋予工人阶级的特殊的福利待遇和身份权利被打破,身处其中的工人及其工人子一辈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厂区电影”对于厂区空间形态的建构也呈现出了新的影像风貌,其中工厂、工人新村、澡堂这几个颇有深意的空间不仅让这些空间成为了故事与人物活动的布景和道具,更成为了国企改制记忆的时空标本,为创伤叙事提供了具体细节和对象。
(图-1,《铁西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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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厂区电影”中创伤叙事的身体
从文化社会学的层面上来说,身体是社会象征符号的载体。对此,不少学者有着不同角度的论述。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人物的身体充当了历史铭写的场域,身体“是事件铭记的表面,是自我消解的处所”①;奥尼尔(John O’Neill)则将身体的想象与社会的构想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正如我们以自己的身体构想社会一样,我们同样以社会构想自己的身体”②。在厂区电影中,人物所遭受的创伤也常常通过身体的病症、伤残、规训、苦闷等来传达。
一、身体的受难:创伤记忆的隐喻
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曾经指出:“作为一项社会学事业,身体社会学将根本性地讨论人体的社会性,讨论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③在“厂区电影”中,人物的身体总是带着受难的烙印,或是被失忆症、残疾所困扰,或是蒙上惨淡的死亡阴影,这些叙述使身体超越了本身的所指,成为国企改制创伤记忆的隐喻。
(一)身体病症
国企改制后,工人终身就业制日趋解体,大规模工人被迫离开工厂,切断了与工厂维系的“脐带”。由于年龄和经验的限制,大批下岗工人面临着“再就业”的困难,沦为城市底层群体,生活遭遇巨大困境。长期围困在工厂流水线的作业中,又遭遇国企改制的突然改制,他们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挤压,这种“挤压”不仅带来了身体的病症,如气管病、皮肤病、脱发病;更是涉指了精神上的苦闷,如失语症、失忆症、臆想症。
《耳朵大有福》中,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一位身患气管病,却渺小而坚强地活着的底层小人物王抗美。身为国企改制前的铁路工人,王抗美患有气管病,家中的妻子更是生病长期卧病在床,在病房中王抗美对着妻子说:“你好好养病,我保持好心态,咱们家一定要保证一家一个病人的基本配置”。但很显然他的家庭已经超出了这个“配置”,病症给下岗工人带来了生存的巨大压力。更令人心痛的是,国企改制后工人的医疗保障福利大大缩减,工会告诉他,气管病不算工伤不能报销,他只能领着微薄退休金支撑着一家艰难的生活。人们常言,“人活一口气”,王抗美所患的呼吸系统的气管病,潜在投射的是王抗美这些下岗工人群体的命运:无论他们再如何拼命喘气,也追不上这个时代了。此外,“厂区电影”中描写人物身体患病的还有《少年巴比伦》中王明的皮肤病、倒鸡的脱发病,这些疾病虽然都尚未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命的危险,但它们都意味着身患此病的工人在现实中将要面临失去尊严,被众人鄙夷、孤立、疏离等诸多痛苦的生存境况,这是国企改制后下岗工人们身份愈加边缘化的疾病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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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观察 ................................72
第一节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心态 ..................................72
第二节 阵痛与创伤:“伤”叙事背后的文化逻辑 ................................79
第三节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总体评价与反思 ............86

第三章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观察

第一节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心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的流动和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趋于定型,正如学者孙立平所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下来。”①在这场社会各阶层流动的过程中,我国工人群体在大规模的国企改制中地位发生了急剧地滑落,这对于政权基础、分层结构和数以万计的个人和家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大规模国企改制以来形成的一种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孤儿”与“异乡人”这两种潜在的文化心态,以异于从前工业题材电影的面貌渗透在了三个阶段“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之中。这种从“暴露”到“消解”再到“超越”的创伤叙事衍进的规律,既与时代的大势相驱,又与工人群体对于那段历史记忆的创伤体验相吻合,而“厂区电影”每一个阶段所对这段历史记忆所呈现的创伤叙事方式恰恰也投射了一个时代文化心态的转变。
一、迷惘的“孤儿”:埋葬失落的共同体
“厂区电影”的 “孤儿”的心态,承载着理想变异的创伤,这既是失去了依附“单位”之后,人身份被放逐后的迷失;也是革命话语消解之后,各种精神价值喧哗躁动下的迷惘。
(一)单位制的解体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是中国城市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究其本质,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动员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上进行制度创新的产物”①。单位能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统一调配稀缺而分散的资源,并通过其内部所肩负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实现社会生活的统一管理。由于单位制“它所追求的不是经济效用的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用的最大化”②,因而在国企改制前,工人在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之下相应地享受了不少工厂的“超福利待遇”。譬如,作为单位的工厂就有承包着工人从生到死的一生的义务,包括工作、教育、婚姻、住房、医疗等所有大事;工人及其后代也可以在国营工厂之中,循规蹈矩地接受着进厂、做学徒、调岗、进车间、转岗的人生设定。这种形式使国企工人紧紧依附在工厂强大的母体的庇护之下,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中逐渐形成独特的身份与情感归属意识。但由于单位制所依赖的是一种“保护—束缚”的双重机制,这也使得 20世纪 90 年代大规模国企改制之后单位制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等弊端被暴露了出来。
(图-13,《钢的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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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大规模国企改制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遭遇了深刻的创伤。在企业改制、下岗分流席卷之下,大批工人被迫下岗、失业,对政权基础、分层结构和数以万计的个人和家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失去历史主体地位”①的国企老工人像共同体身腹里的婴儿,被市场的强力强制剪短了与母体依存的脐带,在濒临破碎之际被甩离出了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实现预期中的“再就业”,而是离开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遭受着现实扑面而来的创伤,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阶级溃败。
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语境的变迁,此前与集体基础紧密联结的国家话语逐渐式微,长期居于主导的“统一化话语走向离散,个人化的言说方式走向合法”②。工人阶级身上所附属的一系列带有政治意味的符号日渐淡化,市场化的逻辑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国家权威和价值理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环境,还是当时的文化语境,都与“十七年”乃至 20世纪 80 年代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工人群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的身体痛楚与精神创伤的悲剧性在文学与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中开始显影。
20 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制以来的“厂区电影”既有别于上世纪 30 年代电影中的工业影像,也不同于“十七年时期”和改革开放前期的工业题材电影,它以国企改制和厂区变迁为背景,展现了下岗工人及受此影响的工人后代日常生活,为重新进入这段满载创伤的历史,开辟了新的思路。面对国企改制的创伤,从纪实性的叙述与言说,到喜剧式的抚慰与和解,再到怀旧式的回望与疗愈,“厂区电影”顺着中国工业改制发展的大势,记述着这一段从辉煌跌入落寞的历史岁月,在叙事上大致勾勒出了一条“暴露创伤—消解创伤—超越创伤”的发展路径。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工人在社会大变革前夜所集体埋葬的生命与肉体于政治文明的转型时刻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并再度以一种资本异化的方式重现 90 年代的废墟意义,建构了一段浸染着血污的阶层断代史。”①此外,在影像的表达上,厂区的“风景”和工人群体的“身体”这两个反复出现的元素通过电影影像,对国企改制的创伤记忆进行了重要的表达和叙事,隐喻和象征性地书写出了国企改制后工人群体“孤儿”和“异乡人”的两种文化心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