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小说中的婚恋悲剧

论文价格:150元/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编辑:vicky 点击次数:96
论文字数:32699 论文编号:sb2021050415243135376 日期:2021-05-17 来源:硕博论文网

笔者认为阎连科的婚恋叙事之中缺乏必要的性别意识,代之以各种的政治主题和社会寓言,婚恋的本体意义被弱化,婚恋探讨的现实意义不那么突出,这难免不是一个缺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阎连科本不是一个拘泥于两性话题的作家,他对婚恋的书写只不过是为了抵达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况且在俗世婚恋中社会的合理安排和两性恋爱的这架天平如何保持平衡?这在很多写作者,甚至是当今现实社会来讲依然是个难以言尽的难题,这或许还有待社会的进步和时间的打磨。

第一章 阎连科小说中婚恋悲剧的文本呈现

第一节 阎连科小说中的“恋爱”悲剧
中国是一个集体社会,个体让位于群体。在婚姻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代男女的个人意愿,甚至儿女之情被社会所压制,这造成了恋爱书写在中国这块土壤中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男女两性往往成为了作者表达其他意图的一个有效载体,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只是这种悲剧外壳下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在不断更新替换。作为新时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阎连科作品中重新演绎了这一现象,诚如一位学者所说:“阎连科的小说里爱情没有独立的空间,它不仅总是受到挤压和侵犯,而且在男性趣味的话语叙写中异化为女性的牢笼......”3阎连科用一种类型化的创作形式:负心型、疯癫型、肉体型,将恋和爱分离,笔下的男男女女演绎了一段段充满悲伤的爱情故事。
(一)负心型
“负心”一词其实质是一种道德审判,而道德伦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古代婚变意义上的“负心”并不是指辜负爱情,而是在著名的“七出”之外,违背传统婚姻伦理的休妻行为。一般情况下,仅仅是指当男子因贪恋新人或者想借联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否认和旧妻的婚姻关系,这个是狭义上的“负心”。而本文所讨论的是广义上的“负心”:指两性在情感上的被弃、遭冷遇或疏远,既指现实中两者关系的破裂,也指精神情感上的背离。其所指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婚姻形式当中的男女,也包括情人关系的终结。并且在阎连科的叙事中这种意义上“负心”是指在恋爱中男性对女性情感的辜负。
阎连科笔下的爱情往往建立在一种不平衡的关系中,人们要求女性献出爱情放弃自我,她们为了爱情倾其所有。而男人却经常退居幕后,甚至扮演一种负心汉的角色。首先男性对恋爱中诺言的放弃,司马蓝向蓝四十许下承诺:“我要不娶你,让别人都活过四十,让我四十岁的前一天死去行不行?”4然而,当爱的对象与自我社会需求形成冲突时,爱情就成为了障碍;当男人面对权力和爱情的选择时,往往选择了权力,抛弃爱情,遗弃女人。司马蓝为了顺利当上村长,抛弃了蓝四十,娶了原村长的女儿程桂枝。而当女人作为一种特有社会资源,还没物尽其用的时候,男人往往会“纡尊降贵”地跪倒在女性的脚下。村里缺钱修水渠,他乞求蓝四十带着村里的寡妇去九都做人肉生意。作为女性的蓝四十这一辈子盼望着和司马蓝结成夫妻,为其生儿育女。她一生都在坚守她的爱情,为此终生未嫁。爱情是她的精神食粮,同时爱情也成为司马蓝绑架她自我意识和人生最牢固的链条。她一生背上肉王的骂名,最终染上性病,丢掉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使他们严重误会的一个根源。拜伦说得好:“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生活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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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阎连科小说中的婚姻悲剧
乡村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空间,老百姓的生活往往以柴米油盐和婚丧嫁娶为轴心,男男女女不是在婚姻当中就是在进入婚姻的路上。乡村女性的正常命运是婚姻,失去婚姻意味着女性失去社会赋予的角色。因为在某种程度来说,家是女性的世俗命运,是她社会价值的表现。而男性一方面他不想成为女性,但是他的生活当中却又不能没有女性,所以婚姻是男女之间达成一个默契,是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一种合作。但是,在阎连科的笔下,婚姻叙事中始终笼罩着落寞的氛围:利益型婚姻、无性型婚姻,短命型婚姻。婚姻不仅损害了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男性的一道枷锁。
(一)利益婚姻
在乡下,人活着就是为了娶媳妇、盖房、生娃儿。乡村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作,生产能力有限,财富积累缓慢。一般情况下,衡量一个家庭富足与否房子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和象征。所以,在乡村盖房、娶妻、生子是人生的三件大事,同时尤如三座大山,每攻下一座大山都有可能耗尽一个家庭的所有财富,举债完婚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在这个层面,婚姻变成了一项悲壮的人生和家庭事业,婚姻对象的选择往往更加侧重社会因素而忽略生物成分。因而,从这个角度乡村婚姻与个人爱情不仅不相容,甚至相互排斥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基于利益上缔结的婚姻远远多于基于爱情而形成的婚姻,这种社会现实也被众多的作家纳入到他们的创作之中。阎连科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他的作品当中阅读者很难感受到传统婚姻中的美满,甚至婚姻成为了男女难以摆脱的困境。因为他将这种婚姻模式所带来的矛盾激化,将婚姻工具化的作用放大,两性之间的夫妻感情被抽离,以一方生命的结束作为夫妻关系破碎的标志。阎连科笔下的男女双方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导致男女双方在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时所关注的焦点也不同。阎连科笔下不谈爱情的婚姻模式中女方父母或女方往往是为了改善家庭现状或者寻求生命的支撑,而以婚姻作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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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阎连科小说中婚恋悲剧的意蕴阐释

第一节 男性视阈下的女性形象意蕴
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大自然总是精心创造男人,只是漫不经心地或偶然地创造女人。”很明显,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男性,意在借此表述大自然对男性有着独特的偏爱,女性不如男性与生俱来。当然,不能否认,女性在身体机能上确实不如男性那样能不遗余力地改造自然世界。而在男性全身心投入到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征服世界的过程当中,将自身存在神化,同时也奴役了女人,将女人发展为第二性。在阎连科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女性的话语被遮蔽,男性不仅充当社会的承担者,甚至也是女性的代言人。阎连科将婚恋当中的女性置于男性视角下进行塑造,女性形象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
(一)永恒型——男性审美
永恒型的女性形象在文学长河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类女性形象和妖妇型的女性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母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永恒型的女性往往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男性作家按照男性的道德模式和思维逻辑来对女性进行想象和塑造,极力地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生存秩序。这是一种虚假的镜像,因为它并非以女性的生命逻辑和自我意识为本,淡化了女性的个体独特性,所以说这类女性形象被认为是男性想象力的产物,承载着男性的审美理想。阎连科塑造的永恒型女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天使型的女性,一类是圣母型的女性。这类天使型的女性往往只出现在恋爱阶段,她们是男性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像烟火一般美丽但是短暂,是男性情感的寄托。而圣母型的女性往往因男性的缺席而深沉,因母亲这个角色而被颂扬。
天使型的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甘愿牺牲。”24首先,天使型的女性往往寄予了男性一定的审美倾向,一方面男性有意赋予她们“美”的标签,她们拥有美丽的容颜。因为她们身上的美色、美态和美德可以供男性观赏和享受,能够提供男性生理上的满足。司马蓝为他终未见过蓝四十的丰润感到遗憾,因为男性期待女性的美和性来满足他们心灵和肉体的需求。另一方面,忠贞不二是这类女性的品德特质,她们的一生往往只钟情于一个男人,并且她们的人生也因这个男人而存在。蓝四十与司马蓝订了娃娃亲,司马蓝另娶他人,但蓝四十终身未嫁,一生情系司马蓝;《风雅颂》中美丽的农村少女付玲珍,生前遭杨科遗弃,死后的遗愿是给她建一个衣冠冢,将杨科的贴身衣服和鞋袜与她一同入馆。不言而喻这种忠贞不二的品格塑造与男性的占有欲相契合,显示了阎连科作品当中深厚的男性中心。这类女性身上没有和男性世界不和谐的成分,她们想男性之所想,急男性之所急,以男性为自我存在的价值,而得以永恒。但遗憾的是,这类天使型的女性往往会因为各种的社会原因而与男性错过,仅停留在男性的记忆之中,成为男性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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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实关照下男性形象意蕴
人类的性别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生物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所谓生物性别主要从解剖学意义上进行区分。但是除了生物学概念之外,社会性别更加复杂。社会性别强调性别的文化性质,展现社会和文化附加在男性和女性角色上的种种意义,从而形成了男性和女性截然不同的性格气质。正如佟新在其著作《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中所强调的:“男性气质是指男性应当具有成就取向,对完成任务的关注或行动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男性气质固化和稳定的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成分:地位、坚强和非女性化......”36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在两性关系当中,男性一方往往被认为是主动的、活跃的,女性则是温柔、羞涩以及在性活动中被动联系在一起。但是在阎连科的文学世界中,对传统价值观下的男性形象进行了颠覆,动摇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和褪去了主宰一切的强者形象,取而代之的是男性普遍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之中。男性群体呈现出“去势”倾向:身体残疾型、精神失常型、理想陨落型,男性的权威被削弱,解构了传统的男性神话。
(一)身体残疾型——男性角色的失常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将两性比喻为阴阳两极,男性以阳刚为贵,女性以柔弱为美。当男性变得被动、消极、弱小的时候,就会被冠以没有男子气概、甚至不像个男人的帽子,导致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程度锐减,男性角色扮演就会处于一种失落的境地。
阎连科笔下存在一批落寞的男性角色,他们的身上硬汉气质不复存在,甚至于丧失了男性生物意义上的机能——生殖系统,也即性无能的男性群体,《你好,金莲》中的老二,《坚硬如水》当中的程庆东,《为人民服务》中的师长......正如前文笔者所分析的无性型婚姻中所言,性作为人基本的生物本质,是人的一种自然的需求。这种生理本能的毁坏,不仅仅会给婚姻带来挫折,同时也会对男性我自认同造成损害。瓦列夫的著作《情爱论》中认为:“性欲的实现,最深刻的内在能力的实现会直接促进所有其他的器官活跃起来。这种能力归根结底是个体总状态的标志,是整个具体的生物系统发挥职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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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阎连科小说中婚恋悲剧的成因探析................................ 38
第一节 个人经验对阎连科婚恋书写的影响................................. 38
(一)书写现实的疼痛感——文学观................................. 38
(二)影射生命的焦虑感——人生路....................... 40
结语........................... 50

第三章 阎连科小说中婚恋悲剧的成因探析

第一节 个人经验对阎连科婚恋书写的影响
“一部文学作品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作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47阎连科出生于 50 年代末的河南农村,他生长在一个落寞的时代,物质的落寞、精神的落寞、法规的落寞 、人格的落寞、个体的落寞。而阎连科认为文学艺术的魅力就是用自己的喉咙发出自己的声音,难免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验会被注入到创作之中,成为影响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书写现实的疼痛感——文学观
在与学者梁鸿的文学讨论中,阎连科表示:“我个人认为,一些短篇小说作为技巧训练的冲动的要求可以不是太高,但是,稍微有一定长度和深度的作品必须要有一种冲动,或者必须有一种疼痛感。这种疼痛感的深度决定你写作的深度,决定你的作品与大作品的距离。”48由此可见,“疼痛感”在阎连科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写作追求。阎连科十分坚信只要是表达彻骨的痛、彻骨的爱、和彻骨的恨,不管是否受到读者的认可,它都是文学的主题。王安忆曾说:“90 年代的小说,什么都有。技巧、文体、语言等皆是完备,但美中不足的是情感的缺失,缺少长篇小说的激情和愤怒,而疼痛感正是其最初的来源。”49这个观点与阎连科的不谋而合。阎连科所强调的“疼痛感”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大声哭啼,而是写作者的一种写作态度,是写作者的一种深层的情感体验,疼痛感的写作是写作者心灵流血的救护,是写作者在面对历史、社会、现实时而产生的一种承担。在《当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阎连科表述,当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现实的依附,打着“现实主义”的口号,把自己扮演成现实生活的主人翁,对现实进行复制粘贴式的书写,但仅仅是停留在现实的表面,并没有深入文学的批判层面。90 年代初,为了矫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开始了大量的实验和探索,给文学的审美空间建构带来了新的元素。这场艺术实验,是为了摆脱政治话语对文学的干扰。而矫枉过正的后果是导致了文学对“现实”绕道而行,文学不再关心“现实”,文学不再表现“民族”,文学不再聚焦“人民”,这时的文学其实是放弃了对文学力量的坚守,放弃了作家对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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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阎连科有意创造了一个不和谐的婚恋世界,婚恋中的男女陷入一种谶语式的残缺人生的命运轮回。本文发现,阎连科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惺惺相惜天长地久的婚姻解构,爱情在其作品中失去了成长的空间,甚至被挤压到了窒息的地步。在婚恋悲剧的文本呈现过程中,阎连科的作品有类型化的创作倾向。负心型、疯癫型、肉体型的恋爱悲剧,笔下的男男女女陷入了爱而不/难恋和恋而不爱的悲剧之中。而其婚姻悲剧也延续了这一创作手法,婚姻中的粉色泡泡被击破。利益婚姻、无性婚姻、短命婚姻的悲剧书写,使婚姻成为男女身上一副沉甸甸的枷锁。在阎连科的婚恋世界中, 男性是主角,女性为男性或者男性世界服务。但是男性命运也很沉重,他们疲于权力和欲望的攫取,劳累于应对各种生存困境。可悲的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告终,突破不了圆形式的命运。此时笔者发现,婚恋叙事当中男性形象群和女性形象群的设置呈现出一种对立:永恒型、丑女型、妖姬型女性形象设定可以很明显的窥视阎连科潜意识当中存在的男性中心情结。可是,当视角回归到男性本体时,男性的失落氛围始终萦绕不去。男性群体呈现出去势的一面:身体上的残疾、精神上的失落、生活中的困境,他们的中心地位在叙事过程中被撼动。不过细究之下,这种对立中却又殊途同归。女性形象群的过程当中始终是男性中心的高扬,但是在婚恋当中两性的关系难以和谐,美好的女性最终都不属于男性,成为男性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充和想象。婚恋悲剧的反复书写隐藏着男性试图借助情爱叙事建构自我神话,认同自我行为方式和社会价值的失败。与其说阎连科的婚恋叙事是两性关系的探讨,不如说是男性的一部失败史。
在婚恋叙事中,阎连科对女性的忽视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所塑造的男性总比女性强大,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淡化也直截了当,女性角色只是一种陪衬,只是为了烘托男性而存在,作品中始终缺乏独立和自由意志的女性。同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化,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是男性中心的一个表征。另一方面,由于阎连科文学世界隐含着诸多的政治寓言,在乌托邦叙事下男性囿于政治和欲望的狂欢化中,叙事模式略有雷同。男性角色的设定过于刻板,少有血肉,不得不说这是阎连科婚恋叙事不那么有趣的地方,或许这也是评论界对于阎连科形象学研究不那么热衷,甚至颇有微词的原因所在。另外,阎连科的婚恋书写走向了社会因素的极端,婚恋中的男女处在一种与社会的紧张对峙之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