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蜕变——20世纪90年代新潮成长小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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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2366 论文编号:sb2021101021410138703 日期:2021-10-31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与新历史小说相比,新潮成长小说读起来没有那么厚重的历史感,但一些细节的描写,总能让人体会到历史文化记忆的渗透。新历史小说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探讨,但是新历史小说是将人龟缩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用历史、社会的改变与力量来推动人物的发展,人物的声音淹没于历史之中。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描述了乡土治理与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而白嘉轩、黑娃、田小娥的命运则依附于历史的变革之中。

第一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的兴起语境

第一节 难忘的历史重负
上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呈现出了一种以文革为背景来进行描述日常小我心理成长的趋势,余华、苏童、毕飞宇、艾伟、东西等作家都倾向于将文革作为小说发展的大背景。学者郜元宝认为“60 年代出生的作家都把他们的文学之根深扎在而立之年以前的人生经历中”。[1]也就是说,要深入透彻地解读新潮成长小说,就要对新潮作家的成长经历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新潮作家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复杂”并且“变化很快”。作家毕飞宇曾谈过自己那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我们嗷嗷待哺的时候,迎来了‘文革’;我们接受知识的时候,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逐步建立世界观的时候,迎来了‘思想解放’;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却又面对着世界观的破碎与重建;到我们养家糊口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金钱尖有利的牙齿。”[2]可见,作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新潮作家们,有着极为“丰富”而又独特的成长经历,少年时期的文革记忆,而立之年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沐浴,都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同时也使他们笔下的成长小说增添了独有的魅力。作家艾伟就在访谈录里谈及这段特殊时代对他写作的影响;“我们六十年代这代人,都经历过文革,因此青春期的问题比较多,比较特别,面临着身体内部的冲突和思想的冲突,可以说,在八十年代我们都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蜕变。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无疑是宝贵的。”[3]艾伟的小说多有童年或少年时期的影子,《少年杨淇配着刀》是源于他初中学生时代男同学经常半夜爬女生宿舍的故事,《乡村电影》中那些打人与批斗的情节都是作者亲眼所见。文革的疯狂,欲望的释放,两个时代的碰撞更迭都刺激着作家们的创作神经与才情。
一个人的童年总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处事,性格秉性,甚至是他的写作中也会伴随着他童年记忆的影子。在很多作家的创作中,童年记忆总是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进入他们的叙事之中。虹影就曽流露出她对童年记忆的迷恋:“在我许多作品里都有一种‘童年记忆’,但并不是‘个人化迷恋’。比如《孔雀的迷恋》和上海三部曲里,都有对身世的探求,对家的执著和热爱。”[1]童年的经历赋予了虹影独特的创作才情与她对爱与温暖不断追寻。作家刘醒龙也认为:“童年记忆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因为童年的记忆是最接近艺术的,没有后来很多意识形态或其他因素的干扰,是对现实的最直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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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共生的多元文化
文化的多元交融与碰撞催生着新潮成长小说的发生,新潮作家们迎来了创作最为自由的全盛时代。一方面,中国文学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开始拥抱西方文学理论,新潮作家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得以迸发。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把个人的价值放在了至高的位置,作家纷纷由集体主义叙事转向个人主义叙事。
一、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文学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舒适圈开始接受与学习外来的文学思潮。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最早的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念。1921 年,于日本东京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成员多是在日留学的青年,包括诗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他们以西方的个性主义思想作为创作主旨,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中国的现代文学开始关注个体人的生存现状并形成了学习并接受西方文学理论的高潮。1978 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文学也展露出文化解放的文化氛围,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文化大环境之中。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的英美新批判、俄国形式主义、西方的精神分析、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各种哲学美学理论蜂拥而至,形成了中国第二次接受西方美学的高潮。
中国的成长小说也是在外国成长小说的影响之下所萌芽、生长、盛行起来的。随着翻译家的译介成长小说更加概念化的引入了中国。早在 20 世纪初,包天笑的教育小说创作就是得以在西方成长小说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包天笑在收到《教育杂志》刊载教育小说的邀请时,“我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启灵于西方文化界了。”[1]包天笑借鉴了西方成长小说中典型的成长模式,加以润色升华,创作出了《二青年》《儿童修身之感情》《孤雏感遇记》等颇受各界接受与欢迎的佳作,为中国的教育小说创作开启了发展之门。到了五四时期成长小说在西方文论的滋养下走出了狭义的学校教育的管辖,更多表露个人性格的释放。在“人的启蒙”主题之下,鲁迅、冰心、丁玲、郁达夫等作家大多有留学的经历,在西方现代意识的刺激下,他们急切而又爆发式地书写了大量青年在封建家庭与社会之中的成长之路与心路历程的转变作品。鲁迅的《伤逝》、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丁玲笔下的莎菲、鲁迅笔下的子君都具有了朦胧的女性意识,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与封建家庭的桎梏之中,她们苦闷与仿徨,她们渴望打破封建的枷锁,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她们最终选择出走,选择反叛,她们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不再是家庭的笼中之鸟。十七年的成长小说更多的受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如《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等。到了80 年代中后期,更多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使得成长小说在中国的文坛异军突起,展现出了更蓬勃的面貌,如余华的《呼喊与细雨》、苏童的“香椿树系列”成长小说,还有女作家的私语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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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的主题呈现

第一节 身体的秘密与心理的迷茫
成长的路上布满荆棘,成长主人公要不断地冲破阻碍,而自我价值的建构则是少年完成蜕变的首要任务。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对从未经历过的身体的成长、生理的成熟以及面对异性时心理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迷茫时期。而如何冲破成长的迷雾,建构自身的价值成为了青年能否完成成长仪式的关键所在。
成长首先体现在身体与生理的成熟。在中国的成长小说史上,郁达夫的《沉沦》可以说是打开了身体(生理)写作的先河,青春期性心理的萌动与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质情绪的错杂交织成为了郁达夫这一系列成长小说中最为吸引人的亮点所在。到了 90 年代青春成长过程中的成长少年对身体成长的猎奇心理得到了延续与表达。
成长主人公在面对生理上的变化时,更多的是恐惧与困惑。少年孙光林在一个黑夜第一次发现了自己成长的“秘密”:“我十四岁的时候在夜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举动......当我最初在那些沉沉黑夜越过激动不安的山峰,进入一无所有的空虚之后,发现自己的内裤已经有一块湿润时,不禁惊慌失措。”[1]由于对生理的无知,孙光林把这种本不是罪恶的行为与现象归结于自己的不纯洁,罪恶感逐渐加深。他因悔恨自己的行为但又无法摆脱晚上欲望的诱惑,备受心理与精神的折磨,整日郁郁寡欢。当朋友苏宁告诉他,他在晚上也会这样,大家都会这样时,孙光林才一扫心中的阴霾,能够正视自己的生理变化,同时也能够正视自己对女性的爱慕心理。《乘滑轮车远去》中的“我”因为去修滑轮车而误打误撞地看见了猫头的“下流事”,随后又发现了同桌李冬英来月经的女性成长秘密,紧接着“我”又在旧仓库发现了江书记与音乐老师的密会,“我的脸憋的又烫又红”。青年成长的发育,成人世界的丑陋不堪都无情地打碎了成长主人公那个纯洁的世界。这一天的事情都让年少的“我”觉得稀奇古怪莫名其妙,但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而又意义深远,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羞于启齿的梦,也开启了自己的成长之门。苏童的《舒家兄弟》更是描绘了一场欲望与性的别致图景。当舒农第一次窥视到父亲与丘玉美的隐私时,给舒农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与打击。父亲与邱玉美的的秘密让舒农联想到了河上让人作呕而又肮脏的垃圾,可见给舒农造成的打击之大,此后舒农把自己想象成猫,一边学猫叫一边偷窥。舒农又误打误撞发现了哥哥舒工与涵丽的秘密。“舒农呆呆地盯着那血迹,突然感到一阵恐惧。”[1]因为发现了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的秘密,让舒农意识到这种变化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懵懂无知的舒农以极其恶劣的方式窥探到了成人世界的秘密,从此失去了童真与纯洁。成人世界的猥琐与丑陋,都使舒农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且在他那尚未成熟的灵魂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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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长“引路人”的异化与缺席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拒绝社会关系,脱离社会群体,而独自成长。成长主人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需要其他人参与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成长伙伴”与“成长引路人”两个角色。“成长伙伴”多是与成长主人公的同龄伙伴,他们与成长者一同面对成长时身体的变化与心理的成熟,他们是成长者蜕变的见证者也是对于成长主人公变化的感同身受者。成长者在成长的旅程中所需要的另一人就是“成长引路人”,在他们面对困惑,面对挫折时,总是“成长引路人”为他们指点迷津,拨开眼前的迷雾,跨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峦,走上成长之路。“引路人”是成长者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角色。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无疑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与指引者,他们的言行举止、思想道德都影响着孩子的举手投足与品德的高尚与否。
在众多的成长小说中,我们会发现谈及更多的是“父与子”的关系。自古就有“父慈子孝”的说法,父亲作为家庭的威信者与家里的顶梁柱,在传统的成长小说中一直都是慈爱与严厉并存的形象,且能够在成长者遇到困惑时及时给予正确建议使其走出阴霾的正面形象所存在的,而“子”则是对于父亲言听计从。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思想的启蒙,父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父亲成了封建家庭与制度的枷锁,而孩子更多的受到新思想的启蒙,选择与父系力量抗衡,并勇于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独立人格,“父与子”的和谐关系开始瓦解。到了 90 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文化语境的转变,作家有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人的主体性问题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父与子的争斗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恒长的现象。90 年代的新潮成长小说打破了以往成长小说中“父慈子孝”的禁锢,成长小说中的父亲的形象也发生了颠覆,出现的更多的是丑陋不堪,缺乏威严与正义感的父亲形象,从而使“父与子”的关系也趋于对立与矛盾的趋势,子一辈开始怀疑与审视父辈存在的理由及其言行的正确性,最极端的出现了弑父倾向,希望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成长引路人”不再具有正向的指引作用,精神之父逐渐出现了消失的倾向,成长主人公的成长路上不再需要引路人的指引。在世俗与精神的双重层面来说,父与子的关系不仅仅是具有血缘关系,或者单纯的拒绝、反叛的关系,而是具有更深远与更复杂的历史寓意与文化象征意味。
破碎的蜕变——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研究
破碎的蜕变——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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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的叙事策略.......................31
第一节 多样的叙事视角..............................31
第二节 女性作家的私语化叙事.................................34
第三节 错置的叙事结构.............................................37
第四节 空间的隐喻修辞.......................................39
结语.................................44

第三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的叙事策略

第一节 多样的叙事视角
“视角”原是用于绘画艺术领域,后来“视角”被用到文学创作领域,指以谁的角度进行叙事的问题。“叙事视角指叙事时观察事物的角度。”[1]相同的叙事内容,从不同的叙事视角来进行描述,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感受与情感体验。叙事视角的选取对叙事效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帕西·卢克曾言:“小说写作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对叙事视角——即叙事者与故事关系——的运用上。”[2]叙事视角是文学作品必不可少而又复杂莫测的存在。叙事视角不但是作者对文本写作的角度选择,同时也是读者走入文本,体会其深层情感的导入口。
一、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
成长小说多以成长主人公作为论述的中心人物,而以其成长者作为论述视角的选择也成为理所当然,儿童视角的选择也成为了成长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儿童视角是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以儿童讲话的口吻来进行故事叙述。儿童视角的选择有着一定的新意。首先,儿童是纯洁与天真的化身,他们往往能够发现成人所注意不到的神奇之处,儿童视角的运用具有着一种让读者重新认识与建构世界的功能。其次,在接受学角度上来看,成长小说选取儿童的视角更易让读者接受,每个人都经历过成长,以儿童的眼光来续写成长故事,更能够唤起读者的童年经历以达到心理的慰藉,同时能够丰富文本的内涵意蕴。
第一人称儿童视角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新意,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模糊了某些事件的原因、过程或者是结果。这种限知视角的选择在给读者留有了一定的想象空间,激发读者的想象力的同时,也约束了故事的展开幅度与范围,同时以第一人称儿童的视角进行叙事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有不可靠之嫌,因此作家在采取儿童视角叙事时还会运用‘反限知’的叙事策略,以增加文章的艺术张力。“出色的现代叙事者往往在遵循限知视角界限的时候,巧妙地运用“反限知”的谋略。这里的反不是摧毁性的反,而是以‘反’为‘补’,在限知视角内部增加一些‘副视角’形成某种附属性的复合视角的功能,以补限知视角之短。”
破碎的蜕变——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研究
破碎的蜕变——20 世纪 90 年代新潮成长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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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成长小说是以成长主人公为叙事主体,以成长主体由稚嫩到成熟的动态过程为叙事核心部分,以个体为本位是成长小说的基本特征。而成长小说这种以个体为本位的特征又与 90 年代文学更加关注个体的“人”的创作倾向不谋而合。新潮成长小说与传统的“教育”小说的最大差异在于,由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转向关注个体人的精神成长,将人的个体感受与生命经历放在叙事的首要位置。传统的成长小说与其时的主流政治保持高度的统一性,对现实生活中的成长者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但传统成长小说的高度范式化,使成长主人公失去了自身的独特色彩,成为了教导与引领别人的“工具”,成为了统一化面具下的人。乌托邦色彩很浓的传统成长小说压抑了作家的个性,也封闭了成长主人公自身成长的独特性,我们很少能在传统成长小说中看到成长者青春期的生理特性与个人的心理特性。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欧阳海之歌》中的欧阳海等成长主人公都受到了社会思潮的规训,失去了最为珍贵的个性价值,他们成为了拥有一样个性的产品,同时也成为了追寻革命大潮中的芸芸一员。新潮成长小说兴起于 90 年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与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条件下,因此具有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新潮成长小说不再将成长主人公塑造成具有高度统一化的、规范化的、单一的人,而是像五四作家一样,重新审视自我,发现那个“个体的人”,发现个体的独特性与价值所在。个人的意义在于他们的个性化,新潮成长小说所塑造的成长者并非是整一化的群体,而是各具特色的独立个体,如陈染笔下的倪呦呦、苏童创造的舒农形象、虹影塑造的六六形象都各具成长色彩,并且展示了自我独特的成长心路历程。
90 年代成为热潮的新潮成长小说抛开了历史、国家、社会等宏大主题,青睐于个人经历与日常生活,成长的主体也不再局限于革命、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加倾向于生活化与日常化。传统的“教育”小说讲述成长主人公在社会或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走向积极,主要的目的是影响读者的发展,起到教育作用。但新潮成长小说更多关注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将个人的成长真实的还给个人,新潮作家试图能够远离政治、社会等的影响,真实地给读者呈现出成长者在成长过程中的迷茫、颓废与病态的心灵感受。鲁迅曽言: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成长的代价就是成长梦想的破碎成为了新潮成长小说的基本主题。新潮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人公在经历了成长的磨砺后,并没有向传统成长小说中的成长者一样最终走上了康庄大道,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堆积起来的经历与折磨之下,或者是没有完成成长的仪式或者选择过早的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而新潮作家回归于日常创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学者列斐伏尔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日常生活在微观层面上看是琐碎而庸常的,但上层建筑时刻都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产生,日常生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与前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