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思想评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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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9956 论文编号:sb2021051309335235495 日期:2021-05-29 来源:硕博论文网

笔者认为儒家官德思想本质上仍属于阶级道德。其对于统治者而言是用于笼络和控制文官集团的工具。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儒家思想开科取士,给予其走上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用阶级道德的思想将其裹挟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给予其优厚的政治礼遇,以确保统治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对王朝进行控制。

第一章 儒家官德思想的理论资源

第一节 以德为本:儒家为官治政之价值引领
以德治国方略贯穿于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实践。在古代社会,德治不仅仅代表着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文化,更隐含了对统治合法性的解释。德治思想起源、论证于西周,又经后世儒家发展完善,最终成为指导官员实践的重要思想。
一、以德配天的德治思想渊源
“德”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关键元素,儒家为官之德同样也蕴含并起源于这一范畴。早在古传尧舜时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道德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意义。尧舜作为后人所推崇的领导者,其贡献不仅仅在于划四时,定百官,更在于他们所推崇的德治成为了后世儒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皋陶是舜时掌管刑罚讼狱的官员,他提出了考察官员德行“行为守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①。其内容既涉及了为官者待人处事的私德,更涵盖了处理公事的职业道德,内涵广泛。《尚书·尧典》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①意思是尧本名为放勋,他不仅处理政务认真负责,明察是非,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举荐同族中的贤能之人以团结民众,能够明察秋毫,表彰对本族有贡献的人,妥善处理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使得部族百姓生活安定。这些记载一方面体现了尧舜作为明君所拥有的高尚道德,更突显了在古代社会,依靠个人道德以取得社会治理成效的必要性。随着尧舜时代的结束,中国进入家天下的时代,无论是商取代夏,还是周取代商,统治者都执着于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但需要注意的是,殷商时代对于“德”的认识仍不全面,他们虽然认识到德对于执政者而言的重要性,但在殷商取得统治权后,由于受制于生产力和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其政治行为仍然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②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统治者仍然认为“天”是主宰,决定着一切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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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修身与入仕:儒家官德养成的内在路径
儒家之修身思想在儒家经典中的论述很多,如《大学》系统列出了修身之三纲领、八条目,由此形成了影响中国士子两千多年的“修齐治平”体系,同时儒家对入仕所做出的道义性筹划,也更加重了儒者入仕的责任情结。修身思想和仕文化将个体命运通过政治伦理的论证,进而和家国命运紧密相连。
一、官德:儒家修身思想的主体指向
儒家的修身思想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修身养性之法,更是关乎社会治理以及士者为政的经世致用之学。首先,《大学》开篇提及的“修齐治平”话语体系明确了修身对于治国的基础性意义,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儒家通过由己及家,再由家及国的逻辑构建,将个人之修养与为政之修养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修身是为官从政的必要条件。其次,以上提到的“士”作为社会管理者一直以来都是儒家修身思想所限阈的基本主体。所谓“士”,有多种解释。但在古人眼中,“士”一般被定义为有文化的读书人。《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日士。”②士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由此而言,儒家所谓的“士”在先秦时期是指具有贵族特征的特殊阶层,《礼记·王制》记载:“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③,“士”在先秦时期仍然是隶属于有参政议政资格的贵族之列,但是其地位远逊于代表正牌贵族的卿大夫。而到了魏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及后来的日益僵化,“士”又以一种门阀政治的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直到科举制的出现,“士”才真正摆脱了贵族政治的色彩,儒学的普及和话语权的提高使得“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但不论在任何语境下,士都是社会管理者,即使是直接与庶人相邻,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官”。而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其主要理路就是希冀“士”能够通过自身的道德学识的不断完善,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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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儒家官德思想主要内容

第一节 儒家官德思想之历史流变
儒家官德思想发源于先秦,在诸子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尽管与其它学派在政治实践上略有不同,但在官德思想方面仍然与其他学说有高度的弥合。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儒家官德思想进一步完善,后经魏晋之乱世,但仍能隐忍坚守,并凸显特色。隋唐以后,儒家官德思想正式通过科举落实于实践,经两宋理学更为严谨的哲学论证和统治者制度强化推动,儒家官德思想在明清两代发扬光大。
一、先秦至两汉:儒家官德思想之奠基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于“为政以德”,在官德修养方面主张“修齐治平”。而在同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在政治伦理主张方面各持己见,但是在官德思想主张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和通融性,其中最大相通之处就是在“为政以德”的价值取向上的高度一致。比如道家虽强调无为而治,对官员的要求反映在“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①,即要求官员“最小化”,不扰民就是一项重要的官德。但纵观中国几千年社会历史,自古“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②在社会秩序构建的实践中,儒家政治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主要体现为依靠乡绅伦理,而不采取强势的政府干预,儒家在实践中似乎也找到了和道家思想相弥合之处,对于当时统治阶级缺乏政策的纵向贯穿能力的情况,这当然也是符合社会现实的一种选择。文子也说:“本在于治身,未尝问身治而国乱者也”。①可以说,道家在官德主张方面,不仅在“德治”,甚至“修身”方面都达成了默契。再说法家,法家政治思想不仅基于人性恶的人性假设,更认为君臣、父子都是基于利益关系而相互依靠,但如果将法家思想限阈在官德这一范畴进行讨论,我们则不难发现法家更像是希望依靠法,来实现儒家的官德要求。如:《管子·君臣上》中写道,“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②;韩非子也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③这里所提到公正、无私还有谋德无疑都属于儒家德治的范畴.从在这一点来看,二者官德内涵的本质要求是有一致性的。到了秦代,秦皇采纳李斯建议,建立新的管制体系,并制定了《为吏之道》明确要求官员的行政职业能力以及为官应具有的道德素养。其所蕴含的理念大大超越了了前期法家单一“治人”理路,并且融合了“儒、法、道”三家学说,其中既有:“审当赏罚④”的法家思想,也有“善度民力”⑤的儒家思想更有“安静勿苛”⑥道家思想。总而言之,虽说秦采法制,但在官德要求方面却体现极大的包容性,儒法道各流派思想也具有极大的通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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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儒家官德思想纲要
儒家官德思想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凸显其不同的特点,但在“为政以德”的价值取向上却从未有过变化,并且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力量的加强、儒家学者对德行内容的论述更加扎实后,儒家官德思想形成了以仁民之德、忠信之德、中庸之德、奉公勤政之德以及慎廉之德为主的思想纲要。这些思想纲要基本涵盖了儒家对于为官者的道德要求。
一、仁民之德
“仁”德在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中居于核心地位,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①”。对于“仁”的朴素理解就是要去爱他人。此外,“仁”还有“忠恕”的意思,所谓“忠”就是指要终于内心,“恕”就是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要学会分享好的事情和自己的喜悦,自己感觉坏的事情就不要让他人承受,所以“忠恕”是实现“仁”的方法。从阶级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的“仁爱”要用道德感化作为一种力量,对社会阶级之间可能存在的摩擦和矛盾进行缓和修复,从而谋求国家的安定与和谐。而官员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主体对象,仁爱之德自然是其官德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谓“仁民”就是在以民众为治理对象时,要施“仁政”,孟子曾说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②。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能有仁爱之心,只要实行仁政,那么民众也会拥护统治者,社会就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在具体的“仁民”过程中,官员要做到亲民和爱民,要深入基层,体会民间疾苦,这就需要彻底摆脱官僚主义,绝对不能高高在上,摆官架子。要做到将百姓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去善待,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将家庭伦理扩大化至国家治理领域,在儒家话语体系下,最好的官员就是能为民众做主、主持正义的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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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儒家官德思想内在养成及外在推动......................................39
第一节 儒家话语体系下的官德内在养成方式...........................39
一、立志于道,学思行并重....................................3
二、克己正心,内省自诉.......................................41
第四章 儒家官德思想之评价及当代启示.....................................54
第一节 儒家官德思想之评价.................................54
一、儒家官德思想积极意义.....................................54
二、儒家官德思想的历史局限...........................57

第四章 儒家官德思想之评价及当代启示

第一节 儒家官德思想之评价
对儒家官德思想的评价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贡献,它起到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其所倡导的“为政以德、敬以修身、心系家国”等思想不仅在一定历史时期塑造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更为后世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官德修养纲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儒家思想工具性定位逐渐强化,其所指导的官德实践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
一、儒家官德思想积极意义
儒家官德思想不同于单个朝代的官德思想,其对于中国官德建设的影响是长远且深刻的,它不仅为官员道德修养提供了一个完善的修养纲要,更在指导政治实践过程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树立了朴素的官风、民风。
(一)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儒家官德思想作为一种宣扬阶级道德的思想,致力于巩固阶级统治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从这两点上来看,儒家官德思想达到了其自身的目的。首先,儒家官德思想通过规范官员意识形态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皇权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武装官员,这种武装贯穿于官员仕途的全过程,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内阁重臣,或是基层小官都必须按照儒家思想所要求的那样修身、为官。同样,即将入仕者需要学习儒家思想进入朝堂,科举考试名次越高意味着其政治起点也就越高,已经入仕者需要学习浸染于儒家思想的官箴,接受“以礼入法”的官员管理律法,哪怕是退休致仕,也要恪守儒学信条,静以修身。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起到了统一官员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以此尽可能地弥合了文官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进而维系了政治稳定,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随着儒学政治话语权的逐渐稳固,类似于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频繁更迭的现象越来越少,外戚宦官以及权臣干政的现象在宋明以后的大一统王朝几乎没有再现,这也体现了儒学对人们意识形态的整合进而维系权力格局稳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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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为政以德、修身正己一直以来都是为官者所必须遵守的为官之道,这两点内容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过时。尽管古代为官之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稳定,但抛去其工具目标之外的思想价值是十分值得去探讨的。
首先,儒家官德思想为官员的修身提供了完善修养纲要和价值引领。在儒家思想的教诲下,无数心怀家国和抱负理想的人走进了权力场,使得封建官僚集团整体理性化的程度逐步提高,提高了国家治理效率。其所倡导的忠孝、仁爱、慎独、廉洁、勤勉等道德不仅培养了造福生民的清官,更成为内心深处对于官员评判的道德标尺。
其次,儒家官德思想本质上仍属于阶级道德。其对于统治者而言是用于笼络和控制文官集团的工具。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儒家思想开科取士,给予其走上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用阶级道德的思想将其裹挟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给予其优厚的政治礼遇,以确保统治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对王朝进行控制。儒家士子们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进入官僚集团后又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尽管统治者意识到要依靠制度和律法对官德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并采取了以礼入法的司法习惯,以保证政治与行政实践的一致性。但在具体的官德管理实践中,由于儒家对于道德自律的过度强调,统治者又对阶级道德的绝对重视以及缺乏行之有效的官德失范制约手段,造成了官德实践“重内修而轻外制”的传统。唯道德论也造成了中国官场的道德泛化倾向,一旦到了王朝末期,实际道德虚无就会成为官德建设的致命之害。
最后,以史为鉴,最重要的是以古见今,以微知著。要充分发挥儒家官德思想中的优秀精华,就必须批判性的进行吸收继承。将德治和修身思想贯穿于官德内容建设、官德教育和官德管理全过程,有助于提高官员的自律意识,培养其内心的责任感,同时结合民主社会高效透明的监察机制,更有助于将新时期的官德建设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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